汉文化是指以夏商周三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吉凶宾军嘉五礼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的汉族的传统文化，[1]汉文化也就是华夏文化，“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2]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3]《唐律疏議附錄：唐律釋文，卷第三名例，段末》曰：“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華，非同遠夷狄之俗：被髮左衽，雕體文身之俗也。”。华夏文化强调的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而汉文化则强调的是汉朝继承的华夏文化并被魏晋隋唐宋明继承的文化。礼仪是汉文化最大的特征，也是六艺之首。《史记·秦本纪》中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4][5][6]汉文化以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以及汉人习俗为载体流传至今，即為中華文化的主體。[7]
汉文化的称谓来自汉朝，汉朝继承了虞朝、夏朝、商朝、周朝的华夏文明，特别是周礼，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禮儀、典章、制度取於夏朝、商朝，並且發揚光大。[8]汉朝的礼仪和制度成为魏晋隋唐宋明朝代效仿的典范，确立了历史悠久灿烂的汉文化。 《诗经》、《尚书》、《仪礼》、《易经》、《乐经》、《春秋》五经是最重要的反映汉文化渊源的文献，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这六部古书,从远古流传下来,在孔子以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9]《国语·楚语上》记载早孔子半个世纪的楚国贵族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的《春秋》和《世》都是史书，《令》是关于时令节日天文历法，比如《礼记·月令》。《语》是指《国语》《家语》，比如传世的《孔子家语》。《故志》是指孔子收入《尚书》中的《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洛诰》之类。《训典》则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伊训》之类。因此，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汉文化的核心，无论是《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六分法,还是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均以“六经”为首，汉文化也就是历朝汉人继承六经的信仰、礼乐、法律、史书、节令、诗歌、文学、装束、器物、饮食、建筑、方技的体系，并在记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是汉文化的核心著作。“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10]章太炎《经的大意》指出:“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著名学者刘师培作有《古学出于史官论》,将先秦学术文化分为三派,而皆出于史官,其中第一派即为“六艺出于史也”。“六艺之学掌于史官,仲尼删订六经,实周史保存之力也。不有史官,吾恐文献无征,不待秦灰之烬矣。”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总序》中亦曰:“《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汉文化是“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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