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留学法国时因何事被驱逐出境？_评论_腾讯网

新闻速递

一

邓小平是很多传记著作的人物之一，但这些著作很少涉及邓小平留法时期的内容。事实上，他在法国度过的五年时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变得政治上活跃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时期，这些著作只是作了简短的描述。

比如，鲍曼认为:“邓在成都上了预备学校的课程……之后去了上海，然后又于1920年初去了欧洲……没有任何关于邓在法国上学的记述，也没有说明他在那里干什么工作。”鲍曼唯一提到的是，邓在法国呆过的标志仅是他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作为《赤光》杂志的油印员所从事的一些活动。

根据一些苏联档案以及邓小平自己向埃德加?斯诺所作的介绍，D.W.克莱因和A.B.克拉克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了更进一步的描述。他们说，邓小平1921年在里昂参加了中国工人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克莱因和克拉克的说法，之后，1926年邓离开法国去了莫斯科。但鲍曼认为邓是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离开法国的。

现有的中文文献也几乎没有更多这方面的记载。《红卫兵》登载的一篇很著名的传记笔记告诉我们，邓小平是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份材料说，邓是在法国巴黎南部60英里的一个叫蒙塔尔基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橡胶鞋的同时，他“还帮忙给同事做饭”。

一些法国档案使得我们可以探讨这些问题，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即使它们也并不能使我们重新断定1920年至1926年间邓小平的职业，尤其是这段时间仍然是邓早期模糊不定的一段时期。

二

前往法国的时候邓小平用了“邓希贤”这个名字，在法文文献中拼做“Teng Hi Hien”或“Terlg Si Sien”，当地的一些机构和警察只知道他这个名字。邓于1920年12月到达马赛，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同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一群来自中国四川的青年。在这群人中，邓是年龄最小的，仅有16岁。12月18日，邓来到华侨登记处(可能在马赛)，登记他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父亲名叫“邓文明”。

接下来的三年，邓小平徘徊在法国街头。我们可以据此大致追溯一下他在法国的活动。下面是一份有关他的年表，但尚有许多空白。

1920年12月13日，“Porthos”号到达法国马赛;

1920年12月18日，到侨民登记处;

1921年1月至3月，在巴耶中学学习;

1921年4月至1922年2月，在巴黎一家工厂工作，住在巴黎西南郊区的哥伦比村;

1921年9月，参加里昂运动(?);

1922年2日13日，到达蒙塔尔基，在侨民登记处登记为“体力劳动者”;

1922年8月3日，离开蒙塔尔基来到塞纳河上游小镇夏蒂荣，入夏蒂荣中学学习(?);

1923年2月2日，回到蒙塔尔基，开始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

1923年3月7日，离开哈金森工厂，但仍留在蒙塔尔基;

1923年6月11日，离开蒙塔尔基，声称要回到巴黎西南郊区的哥伦比村;

直到1926年1月(?)，在巴黎做工，特别是在比扬古的雷诺工厂做工;

1926年1月7日，离开比扬古(从1925年8月20日开始居住在这里的卡斯泰耶大街3号)，经由德国前往苏联。

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是不确定的。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几乎所有的法文材料都是由警局记录组成的。邓小平显然是从1925年夏开始往前倒退式地描述这些的，因为在此之前邓的政治活动无疑是相对谨慎的。

一些中文材料表明早在1922年邓就明确赞成共产主义运动，他甚至在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成立的中共旅欧支部)。但是最初他并没有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除了一些技术上的活儿。

一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就开始从事出版工作，负责复印《共产党宣言》和参与编辑《赤光》杂志，这也使得同事们都戏称他为“油印博士”。在离开法国之前，他一直参与这项工作。证据是一份有关他在巴黎地区最后的住所的研究报告:1926年1月8日，警察搜查他的房间，发现了“油墨?油印工具以及一些用于油印的纸”。

但是，从1925年夏天，邓小平就开始成为在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

这个领导地位的变化在许多公开言论中都曾提到过。考虑到中国侨民支持者数量有限，1925年8月邓小平被选为在法国民党总务委员会“巡视员代表”，选举结果于1926年1月生效。同时，从1925年8月起，邓开始居住在位于巴黎西南郊区的比扬古地区卡斯泰耶大街3号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个小旅馆是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在雷诺工厂附近有很多这样的小旅馆。

邓和两名中国同胞住在5号房间。两位中国同胞一位叫杨品荪，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共产党员，另外一位叫傅钟。傅钟也来自四川，他很赏识邓，当时傅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书记，是1924年夏周恩来离开法国后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

他们三人都投身于同一种活动，一份警局报告称:“有两名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并与他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他们总和他一起外出。”明显年轻的邓小平总带着傅钟外出，这不由得让人对邓和傅二人各自的重要性产生疑问，尤其是在那种激进的氛围下。确实，我们可能会直接问到一个问题，他们俩到底谁对谁起保护作用?是邓被推向前方去保护书记，或者是傅在1925年时担当了重要角色?

三

根据警局的记录，1925年10月24日，邓希贤主持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伊西?莱穆里内城的会议，尽管他不是主要发言人。有25人出席了此次会议，讨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团队的必要性”。会议最终陷入骚乱，因为1925年7月的示威行动导致他们要被驱逐出境。

1925年11月15日，邓再次主持会议悼念国民党员王京歧。王京歧是于10月在被驱逐回国的船上牺牲的。这次，47名中国人聚集在美丽城的波耶大街上的一个房子里，警局错误地记录为“在赛佛尔城或者是圣鲁克的住所”，邓发表了关于会议主题的公开演说，并且在11位发言人讲话以后作总结发言。根据警察的记录(从别处引用的)，他最后是这么说的:“我们力促现场的人同国际帝国主义论战，呼吁大家哀悼王京歧同志。”

最后一次，1926年1月3日，邓在一个70人出席的大会上讲话，“包括两个越南人”，会议是由在法的中国团队活动委员会在同一地点召集。这次，与会的共产党员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促成在他们支持的冯玉祥将军和苏联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一主题被极力宣扬，因为它将成为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会议闭幕时投票产生了一个给中国驻法大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一?向法国政府及驻巴黎的各外交使团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二?给其他中国驻外大使发电报，力促他们向各自派驻的国家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反对这些国家向中国派出战船和军队。”

所有这些，都是在外交上以直接恐吓的方式向敌人连续发难……

邓小平因为与这次极不寻常的秘密会议有关联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事实上，他也遭到了警方的怀疑。与他一起被警方怀疑的还有另外一名共产党员和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其中包括杨赛涛(音译)。因为他们曾经支持针对中国青年党尤其是其领袖人物何鲁之的攻击运动。何鲁之和他的中国青年党——大部分成员都是声名狼藉的反共产主义的中国侨民的小党派——被指控在七月运动结束后向警方出卖了参与运动的激进分子的名单。

此外，如同他们四人所宣扬的那样，他们甚至密谋行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们。这些计划，如果是真的话(我们仅仅是从警方处理中国青年党恐惧这一事件的记录来得知这些计划的)，它们最终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1925年7月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邓小平受到警方注意。从此，中国侨民的革命运动开始由一个团队来领导。

在这个团队中，任卓宣可能是最有名的，他也是四川人，1923年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书记。1925年6月21日，任领导在法中国共产党及驻法中国大使馆的支持者们在巴比龙大街发动袭击那天，有100多人占领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声讨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这次行动激起法国民众长达几年的评论，并且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了一场镇压的浪潮，实际上就是肃清中国侨民中的激进分子。经过一个迅速的调查之后，在一些中国人的指认下，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朋友们的身份被确认。接下来，大约有100人(几乎是全部的人)离开了法国，其中有47人是在驱逐命令下离开的，剩余的是自愿离开。任卓宣和其他3名同志未经审判入狱，也不得不及时地离开。

这些事实表明，到1925年下半年，出席各种激进会议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也表明，之前做技术工作的人不得不开始承担这些被捕的领导者的责任了，比如邓。1925年，是应该被回忆的一年，在那一年，“油印博士”刚刚21岁。当时的情况将他推向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也证实了他在那里的短暂逗留(6个月)。他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反对何鲁之的活动，促使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间，那里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聚集地。1926年1月8日早晨，位于布罗涅——比扬古的3个住着中国人的旅馆，包括卡斯泰耶大街的一家，都受到了警方的造访。警察发现5号房间已空无一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油印工具，还有住在这里的3个人落下的书刊和文件。因为邓和傅钟一同已于1月7日离开巴黎经由柏林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进了中山大学。当地的警局报告声称:“看起来这3个人已经察觉到自己受怀疑，所以马上消失了。”

四

至此，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历史上的位置变得有些清晰了，他属于中共旅欧支部第三代领导人。

第一代持续时间很短，大部分在1921年的里昂运动后离开了法国。第二代以1925年夏季行动而告终。除了周恩来，他是在1924年自愿离开的。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是最后一次持续时间最短的调整。

没有太多的法文档案能使我们对邓小平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去发掘他的领导才能和独特的政治人生观。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我们不得不对以上再现的邓小平年表满意。毫无疑问，邓后来的名望足以证明他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赢得了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尊重。也许法国这段经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那些异同寻常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是那些使它如此平凡的事情。

且不说邓小平到达法国时的年龄(他比同去法国的大部分学生都小两三岁)，邓的经历确实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人都同样有到处奔波?缺钱花?经常搬家?读地方性中学的经历，干没有技术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为激进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间，他们中有200多人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因为这些，武力斗争是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国。走这条道路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满怀希望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同时又能学到知识。

事实上，20世纪初期的法国危机四伏，它不可能给外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何况这些中国人通常是没有技术的，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文凭也一样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到一些二级学校开办的专门学习班去学习，再加上生活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群体式地居住在较容易接近的学术机构或者能大批雇佣中国工人的工厂(如雷诺工厂)附近。居住相对集中(大部分的中国侨民住在巴黎地区)使得采取武力斗争行动更为容易，而中国的年轻人所遭遇的失望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接受教训的平台。他们与法国工人及一些政治?工会组织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在所有行动中，正如邓的情况所反映的，中国工人学生有明显的保持自我的倾向，他们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局限在侨民内部。

对邓小平这段经历的梳理同样停留在武装斗争层面。查阅这些文献，我们发现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萌芽于一些基础性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来源于苏联。对邓的房间进行搜查的结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们拥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书写的宣传品(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尤其是《进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些有关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没有任何有关他职业生涯的异常之事，加入青年团，入党，顺应统一战线需要加入国民党，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后来的事情可能让人感觉这是留下最深印记的最后一个时期，然而，直到邓和其他人被广泛关注，我们都不应该低估留法这段岁月的重要性，因为它发挥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引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