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记载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对于其中的“束脩”,历来纷争不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有三种:干肉说、约束修饬说、十五说。通过考察,第三种观点应该更近于孔子的本意。
《论语·述而》有这样一句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句中的“束脩”一词在《论语》中仅出现过一次,但历来歧解纷呈。关于“束脩”的分歧与争论,可参考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四《束脩二义》及当代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中有关“束脩”的条目。虽然诸学者对“束脩”一词的注疏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观点有三种:
第一,干肉说。传统观点认为“束脩”是“十脡脯”,也就是一束干肉,引申为拜师时老师微薄的礼物,因此人们认为“束脩“就是孔子收纳的学生的学费。郭沫若说:“他是‘有教无类’。当然也并不是毫无条件,只要有‘十小条干牛肉’(束脩)送去,他就可以教你了。”(《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杨伯峻也说:“束脩,一捆(十条)肉干,后来用以为给老师的财礼的名称。”(《论语译注》)
第二,约束修饬说。包慎言《温故录》:“自行束脩以上,谓自知谨饬砥砺而学日渐进也。”康有为《论语注》:“束,约也;修,治也。束身修行,震无咎者,存乎悔。”
第三,年龄十五岁说。孔安国《论语注》:“束脩,束带修饰。”郑玄《论语注》:“谓年十五以上也。”“束脩”为束带修饰,是年十五岁时候的装束,因此,引申为人的年龄。
以上三种说法中,第一种最为盛行。但是细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如果仅仅把“束脩”解释为一束干肉,认为孔子他老人家会收取学费的话,这是不了解孔子思想的,没有深刻理解孔子的教化观念所致。因此“束脩”一词仍值得去考辨。
古代把“束脩”解释为干肉的学者,魏有何晏,梁有皇侃,宋有邢昺、朱熹,元有许谦,明有张居正,清有刘宝楠等,如皇侃说:“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以为贽。……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贽,行束脩以上也。古以贽见。脩,脯也。”(《论语集解义疏·卷四》)朱熹《论语集注》:“脩,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以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这里看来“束脩”就是十条干肉,是古人见面时所带之薄礼,在孔子那里则成了学费的代名词。因此“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相应的理解为“学生只要主动地交一点见面薄礼,孔子没有不教诲的”。持“约束修饬”说的学者,则解释为“凡是主动地、严格地要求自己而又不断上进的人,我从没有不教诲他们的”。(姜可瑜:《〈论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正义》,《中国语文》,1983年第5期)
把“束脩”解释为“十脡脯”且认为是礼之薄者,或者认为“束脩”就是主动严格地要求自己,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先看第一种观点,难道孔子教授学生真的要交见面的薄礼吗?
我们不妨看一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中的一段材料,齐侯待昭公以礼,唁公于野井,“高子执箪食与四脯,国子执壶浆”。鲁昭公很感激,“再拜稽首”以谢齐侯的“大礼”。此时正是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致唁,上卿执事,用的是四脯,而弟子对于老师用的则是十脯,这已经是非常重的“大礼”了,绝非一般薄礼。我们知道孔子弟子中有不少贫苦学生,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蓬户不完的原宪,他们的生活非常清贫,如果孔子真的要学生交纳“束脩”,这岂能是他们所能承担的起的呢?
又如《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齐国太史子与来到鲁国拜见孔子,孔子与他谈论王道,后来他在颂扬孔子的时候,其中有一句“然凡所教诲者,束脩以上,三千余人”。如果“束脩”理解为学费,这句话就理解为“孔子他老人家所教诲过的学生,交过学费的,有三千多人”。这样解释似乎不很得体,同时这也与《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是不相一致。孔子一生不尚奢侈,甘贫守乐,向来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同时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他老人家怎么会如此在意学生是否交纳学费呢?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似乎言之有理,但也并非最佳的解释。《后汉书·邓后纪》:“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脩,不触罗网。”李贤注:“言能自约束修整也。”这里的注解是正确的,但是毛奇龄的《四书剩言》说:“近儒以汉后史书多有束脩字,作约束修饬解,如《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脩。’《元和诏》郑均:‘束修安贫。’三国魏桓范荐管宁:‘束修其躬类。’”以这些材料来解释“束脩”本义是不正确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尽管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门之学在两汉影响甚大,但以后汉材料为主要依据来论证几百年前春秋战国时代《论语》的词义,则并不完全正确。而且,与《论语》处于同一时代的《左传》、《孟子》和《庄子》等著作中,出现寥寥的“束脩”一词,没有一词作为“约束修饬”解,可见,“约束修饬”义在春秋战国时尚未形成。(赵艳:《〈论语〉中“束脩”一词释义商榷》,《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凡是十五岁以上的成童,只要来求学,都可以成为孔子“传道授业解惑”的对象。《论语》中的“束脩”是“束带修饰”之意,为年至十五岁之装束,也就是代指男子十五岁。男子十五岁以前,头发结成二角,向上分开,叫做“总角”。十五岁以后就要束发,衣冠也要进行修饰,以示成童,“束脩”是年龄概念,类似的以借事件来指人的年龄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周礼·地官·司徒》说:“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周礼·秋官·司寇》说:“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这两处记载中的“成名”指男女出生三个月取名以后,“生齿”指自出生至六七个月开始长牙,都是表示由事件代指年龄。汉语中有“及笄”表示女子十六岁,“弱冠”表示男子二十岁,可见古代确有借事件或着装仪式来代指年龄的传统,这里也是用一定年龄段的着装或仪式代指年龄。《后汉书·延笃传》:“且吾自束修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李贤注:“束修谓束带脩饰,郑玄注《论语》谓年十五以上也”。
《后汉书·伏湛传》:“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讫无毁玷”,李贤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师古云,束脩谓初学官之时;周寿昌曰,盖汉时必年十五而始入学官也,故注云年十五以上。孔子教学“有教无类”,对于要来学习的学生都给予教育,但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年龄,也就是十五岁,要达到“成童志明”的束脩之年,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思想。《论语·先进》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其中“冠者”就是大于十五岁的成童,而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
《论语·泰伯》记载:“可以托六尺之孤。”郑玄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岁以下。”十五岁是幼年到成童之年,十五岁以后称之为“成童”。《论语》中“束脩”之所以不是“干肉”,不是“约束修饬”,这与孔子的处世之道、教化思想也是有关联的,我们解释“束脩”应该把它放在孔子教化的大背景下。
孔子有“诲人不倦”的品格和“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孔子弟子有名姓可考的就有七十七人,从地域分布来看,分别来自齐、鲁、魏、晋、陈、楚等国。孔子弟子中既有子路、子张这样的平民出身,又有像司马牛、孟懿子这样的贵族;既有“上智”者,又有“下愚”者。孔子教授三千弟子,既宣传了他的政治主张,又传播了文化知识,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但是这个“有教无类”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年龄,也就是“自行束脩以上”,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这与周代的学制有关,周代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级。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在周代,“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教育以修身、齐家为主,大学则以治国平天下为重点。
《大戴礼记·保傅》也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孔子崇尚周礼,主张“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还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也就是此意。孔子从事“大学”之教,以“六经”传授学生,然而他这样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达到“成童”,才可以学习“大学”,而懵懵懂懂的孩童是做不到这些的。很显然,孔子弟子入门,必须年龄十五岁左右,达到“成童”以上。
孔子一贯主张“重义轻利”,他看中的是道德义理,因此不会在意学生有没有送礼,更不会把交学费这种事情挂在嘴边。那么孔子招收弟子为什么要强调“自行束脩以上”呢?我们知道《论语》中孔子教授学生以“文行忠信”,同时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悟性,比如《论语·述而》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尚周礼,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周代就有成人礼,强调的是“重容体”,人在成人之后穿着、言语都应该得体,无论外在礼仪还是内心都应该有所约束,以示成人。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周礼,他一生勤奋,发愤忘食,周游列国,广泛宣传,但四处碰壁。他收录了很多学生,传授大道,学生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否则就难以领悟老师的思想,更不要说继承和传播老师的思想了。人在幼年时,懵懵懂懂,对于深奥的理论不甚了解。而在成年以后,身体及智力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适合于更高级的学习,因此,就让他们学习经典,了解其中的“道”。
《论语》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就可以这样理解:“自从行年十五岁以上的,我没有不教诲他们的。”我们不应仅从语意出发,更应从孔子的精神上说明问题。孔子注重社会教化的作用,他教导学生,只要能达到“成童”以上,有了明确的是非观念,知荣明耻,知礼明礼,就可以拜师。他对待学生拜师,不会把门槛设得太高。
【参考文献】:1.姜可瑜:《〈论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正义》,《中国语文》,1983年第5期。
2.赵艳:《〈论语〉中“束脩”一词释义商榷》,《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3.杨佐仁:《论束脩》,《齐鲁学刊》,1985年第4期。
4.杨朝明、卢梅:《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作者: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