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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天涯过客 2017-4-21 18:07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介石)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 马寅初:“电灯泡脑袋” 》(ZT) 蒋介石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评价是:“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殊不知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大陆这十七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斗争失败之后,到了今天,所谓‘马列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所谓‘阶级斗争’就变成了毛泽东在党内排除异己,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本文摘自《蒋介石评传》,作者李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惠风 编辑)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7-04-21/59811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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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亲手扶犁犁田 毛泽东“钦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三面红旗是怎样提出 ...
热度 3 yuxin_9605 2013-9-14 03:27
毛泽东亲手扶犁犁田   诗曰:背负青天面向泥,寒来暑往夕阳西。莫道耕田农家事,丰泽园中人掌犁。   1958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楼宇光向他回报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方面的情况。并就农具改造中的双轮双铧犁改造后的使用情况请毛泽东现场看看。毛泽东来到农科所大楼前的试验田边,问工人张有根:“你会耕地吗?”这一句寒暄使心情紧张的张有根放松下来。   “好哇,你就耕吧!”毛泽东说完,就看着张有根牵动牛绳,让两头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地前行。有时,他弯下腰,察看着翻过的深灰色土坷垃。   犁到地边,毛泽东问张有根:“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劲吧?”   张有根说:“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纵。”   “我行吗?”毛泽东转脸问大家。庄稼人出身的他今天想试试身手了。大家都说行。张有根立即调过双轮双铧犁的头,把犁重新插入土中。   “你行吗?”走向犁边的毛泽东看见拿着书刚走过来的楼宇光又问了一句。   楼宇光没说什么,脸却红了,他不会犁地,也没耕过田。毛泽东似乎也不在意楼宇光怎么回答。他走过去,扶住了犁把。于是,冬日的阳光便照着田里这位犁田的共和国的主席。    毛泽东“钦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诗曰:兼职秘书仅一年,“御前”会上获头衔。虽然不是终身制,总算今生有本钱。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按毛泽东的内心想法,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可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和主管水电部工作的李锐持有不同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请他二人参加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长时间?”李锐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时,曾撰写过《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   李锐说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先是林一山发言;然后李锐发言。争论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目《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人。   第三天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服人。并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就当了毛泽东的一年多的兼职秘书,59年庐山会议后却坐了冷板凳。    三面红旗是怎样提出来的?   诗曰:激情岁月激情人,三面红旗应势生。可记当年跟着走,如今何必充孔明。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提出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和薄一波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泽东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后来又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将文字作了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于是,三面红旗中的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就这样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 毛泽东非常欣赏,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为了适应农村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7月1日,《红旗》杂志第3 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在介绍一个合作社办工业的情况后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嗣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并大社转为办公社的热潮。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讲话于8月13 日见报,“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开始办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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