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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为被公知、精英打成“养懒汉”的集体所有制申冤: 稻草 2017-6-20 15: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矢志不渝，拼死奋斗的最终目的，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理，教育人民克服小农经济意识，领导、动员、组织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全国绝大部分的个体农业变革成了集体农业。与此同时，城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集体所有制，成了社会第二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公知、精英们，通过讲话、演说、文章、宣传等途径，却把集体所有制污蔑成，大锅饭，养懒汉，没有效益的所有制;强制解散了农业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私有资本制围剿集体所有制。我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特向社会主义事业法院提起上诉，诉求为集体所有制恢复名誉。　　一、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一九六一年才基本“发育”成熟产生出来　　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最终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把被颠倒了几千年的社会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实现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的。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成熟的定论。　　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践探索建立;到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正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下发，它的规模、组织、管理、核算、分配、生产、生活等等方面的问题才基本确立。也就是说，到1961年，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才由国家权威地产生出来;完全可以说，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是一九六一年诞生的;之前的几年，只能是它的“ 十月怀胎”。　　所以，评价集体所有制能不能发展生产，经济，人民群众能不能接受，好不好，就只能以它“出生”两年后的农业情况来评价，也就是说，只能以1963-1980年的农业情况来评价它;决不能以它还“在娘肚子”里的农业情况来评价它。这是定论一种事物的基本常识，基本规定。只要是对公有制不带偏见的人，都会遵循这一基本常识，基本规定。　　二、机制上集体所有制就不存在养懒汉的问题　　集体所有制，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是集体成员共有，自然资源是国家即社会成员共有，共有所有者就不需要生产者的劳动成果即劳动价值，生产者是不受剥削的生产。也就是生产者联合起来起来生产，创造的劳动成果即价值，形式归集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所有，通过每个人投入劳动量的一定比例来分配，实际劳动成果是创造者个人所有。　　集体所有制，是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的基本原则进行分配。　　看农村生产队的分配就很清楚：每个生产者投入给生产队的劳动量，记成工分，一个工分就是投入一个工分的劳动量。两种办法记工分：一是日工分，二是定额工分。定额工分按定额算记，就是比较准确的投入劳动量，无需赘述。日工分，干一天活就记一天的工分，干半天活就记半天的工分。健壮男劳动力，是强劳动力，日记10工分;妇女劳动力弱一点，日记9工分，少年算半劳动力，日记6、7个工分，实际干活后，记上多少工分，大家评议后记在工分本上。总体来说，农业集体记的劳动工分，基本是社员给集体投入的劳动量。　　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评定的劳动工分和实际投入劳动量完全一致;只能是基本一致。　　生产队按劳分配的基本公式：　　生产队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国家上缴、集体提留)÷总工分=一个工分的价值　　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分配;劳动中出工不出力，偷懒，就少记工夫。生产队哪里在养懒汉?自己给自己干活，有时也要偷偷懒，不干了，耍一天;给集体干活，偶尔偷偷懒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插秧，一人5行往下插，人家插的既直又快，自己敢偷懒吗?自己活路做少了，都是一个队的，自己都不好意思。　　说生产队集体养的是懒汉，完全是对农民的污蔑。　　谁都否定不了，集体所有制时代，全国修建了不少的水库、堰塘等水利设施。如果社员们真是懒汉，能把这么多的水利设施修建起来吗?不会是你们公知、精英去修建起来的吧?也不会是私人老板白手起家修建起来的吧? 　　农业学大寨，把那么多的坡地改为保肥保水的梯地梯田，如果社员们真是懒汉，不会是你们公知、精英去改出来的吧?不会是私人老板去改出来的吧? 　　再举一个例子，生产队种一季水稻，要做“三犁三耙”，(割了谷子，犁、耙一次;第二年开春犁、耙一次;栽插秧之前再犁、耙一次)，目的有二，一是把稻杆、青草翻下去沤烂肥田;二是土壤不板结。这样做，科学不科学我说不清楚，但这是要人力、畜力干出来的。这就证明，说社员懒汉是污蔑。现在单干才是做的懒庄稼，“一犁一耙”就插秧。　　机制上、事实上证明，把集体所有制说出“养懒汉”体制，是无稽之谈，凭空捏造，是资产阶级对集体所有制的污蔑，攻击。　　三、人力加畜力农业生产力集体所有制十年就新生养了一个美国的人口　　农业生产成果代表性的产品就是粮食产量。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刚诞生的1962 年，粮食产量3400亿斤，到人们基本熟悉它、习惯它的1979年，粮食产量就达到6642亿斤，17年增长了近一倍。　　再看农业生产情况决定的社会人口变化。常识告诉我们，有吃的才能把崽生下来，有吃有穿有住，才能把崽养大成人。集体所有制还在“娘肚子里 ”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减少，由此决定，生出的娃儿就很少，人口就不增加。　　从1962-1972年的十年间，几乎没有计划生育，全国处于自然生育的状况。所以，这十年的人口变化，主要是由农业生产情况决定的，就是中国农业生产情况的一面镜子。　　1962年，人口6、7296亿，到1972年就达8、7177亿，十年增加了两亿人口。　　两个亿的人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美国的人口;就是十年生了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一张嘴就是一个碗，吃得太差、没有吃饱，小孩是要哭闹的。新生养了这么多的人口，要增加多少吃的穿的用的，要增加多少能住人的房屋，才能把他们养活，养大，我不懂统计学，计算不出来，估计是一个天量的数字。这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化肥、良种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大家苦干增加出的农副产品。　　这就足以证明，集体所有制有利生产、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经济始终是平衡、协调、健康地发展;说它大锅饭，没有效益，是资产阶级对它的污蔑，攻击。　　四、把吃得不好的主要原因生产力低移花接木在集体所有制头上抹黑它　　所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否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生活水平是人人基本吃饱不挨饿，还不能吃好，城市人口还实行基本吃饱的定量供应。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农业生产力低，两大瓶颈还没有解决，粮食产量不能大幅度地增加　　文盲农民都清楚，要想地里多打粮食，就必须有充足的肥料，“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二是要有好的种子。没有良种之前，地里庄稼刚成熟，农民就选定哪块田地的粮食作为留种用;留的种子，精挑细选，一颗一颗的找。水也重要，但还是其次的重要因素，因为靠天吃饭，总不会年年干旱，多数年份还是风调雨顺。　　我国农业肥料，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只有点农家肥，根本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农业严重缺肥，严重影响着粮食的产量。生产队想出各种办法积肥，甚至大路上的泥巴也收集起来作为肥料，说这些“路脚泥”能肥田;‘把青草收集起来，沤烂了做肥料。　　毛泽东党中央深知肥料问题是中国农业的瓶颈，到工业基础有了一定实力的70年前后，就痛下决心，起步发展中国的化肥工业，在全国1500多个县分批建立化肥厂，生产农用碳酸氢铵，俗称小氮肥;不久又拿出有限的外汇引进13套成套化肥设备，建13个大型化肥厂。到了80年代初，农业化肥问题才完全解决。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1974年杂交水稻育种成功，小麦良种培育开始。70 年代，农业生产基本还是老的品种。以水稻为例，高杆老品种，亩产就只有600斤左右;而杂交水稻，亩产近1000斤。所以，70年代，粮食产量就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到了80年代初，中国农业才基本实现良种化。中国粮食产量就大幅度地增加上去了。　　缺肥缺良种，产的粮食还不够用，自然就谈不上吃好。　　二是还没有能力发展现代化的农副产品生产　　吃得好，就是要增加肉蛋禽、油脂食品的比重，这就要大幅度地增加肉蛋禽的产量。　　中国几千年来，由于农业生产力低，粮食一直是短缺物质，正常年景，一些人也只能勉强吃饱肚子，一遇灾年，有些人就要挨饿，甚至饿死。“粒粒皆辛苦”，“颗粒归仓”，就足以说明粮食的精贵，“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成了历代政治家考虑的第一个大问题。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生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谋划解决中国人吃饱肚子不挨饿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谋划，努力奋斗，到80年代才基本解决。　　饭只能一口一口的吃。好几亿人的生活，从挨饿改善到吃得好，只能一步一步的来，这需要好几十年的谋划、努力奋斗过程，谁都没有那个本事，十年二十年就达到目的了。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不管是什么生产经济体制，中国人不可能都吃得好。　　只有粮食问题完全解决了的1990年代，才有条件、基础来谋划、解决吃好的问题：建立起大量的现代化养鸡场，人们吃蛋才多;建立起大量的现代化养猪场，养殖场，人们吃肉才多;只有建立大量的现代化的奶牛场，人们吃奶才多。　　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就没有条件、基础来发展现代化的农副产品生产。靠一家一户老办法养头猪、养头耕牛，养点羊，养点鸡鸭鹅兔，猪要养年多时间才能出栏。最好的家庭一年养两头肥猪，卖一头给国家，自己吃一头，多数家庭一年就养一肥猪，还有极少家庭就没有养猪。人们吃肉，只能是“打牙祭 ”，改善生活。　　这种生产力下，只能是粗茶淡饭的生活，这确实与是单干还是集体生产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家的生活就能证明：我们家是中农而且还是富裕中农，农业合作社前单干，有15亩左右的田地，有全套农具。一年就养一头肥猪，最大的200斤，全家8口人吃一年，主要是过年吃，招待客人。吃完了，偶尔买几斤肉全家打个 “牙祭”，解个馋。全家人一年吃一只鸡;小孩生日，才有一个鸡蛋吃。寒冬腊月，也睡在凉席上，有棉衣，但下面就穿一条单裤子。　　三是吃饭的嘴巴太多　　一家5、6个小孩，8、9个人吃饭，要煮一大锅才够吃，不可能吃得好，只能吃饱;如果一家只有3、4个人吃饭，细粮就够吃，粗粮喂猪，养鸡，生活就好得多。　　说是因为集体所有制吃大锅饭，养懒汉人们吃得不好，完全是罔顾事实，血口喷集体所有制，要置它于死地。　　五、荒谬地把天灾人祸逼债“三年经济困难”定罪集体所有制“胎儿”上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　　而苏联毁合同，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天灾，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相当严重。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 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 80%以上为绝收)。　　人祸，就是国家在领导这段时间的经济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一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提出不切合实际的经济高指标，打破了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规律。钢铁高指标，投资高指标，全民大炼钢铁，大量农业劳动力去搞工业。人力加畜力农业生产力水平，突然大量劳动力减少，做的农活质量就差。比如梯田，犁耙活没有做好就渗漏水，很快田就干了，水稻就没有什么收成。再比如，劳动力少，不及时除草，杂草把地里的养分、水吸收了，把空间挤占了，遮住了，庄稼就一定长不好，就没有什么收成。二是严重的一平二调共产风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过大的错误，影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这些错误，是经验不足，好心办坏了事情的错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现，并勇于召开七千人大会做自我批评，及时加以纠正。　　苏联撕毁中苏之间大量经济技术合同，拆走大量专家，这有历史记载，无需赘述。　　这三大原因，与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体制有多大的关系?更何况，这时的集体所有制还“在他娘肚子”里呢。说是它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 ”，就是“创造性”地向“胎儿”问罪。　　六、单干私有制窃取了集体所有制解决了中国粮食问题的功劳　　根据、理由：　　1、中国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是一个系统的艰巨工程　　根本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就是要大幅度提高粮食亩产。只有种子良种化，解决了农业的肥、水、土壤，才能大幅度提高粮食亩产。中国生产力低，底子薄，要解决农业发展这四大要素，任务十分艰巨，只有举全国之力，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可能根本解决。　　2、是集体所有制即公有制，解决了农业发展四大要素　　集体所有制即公有制，经过30多年的谋划，艰苦奋斗，不懈努力，解决了农业生产这四大要素，把原始农业变革到现代农业，使中国农业到八十年代达到高产稳产的水平，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几千年来粮食短缺的问题。　　这时，不管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单干，只要重视农业，都能保证人人吃得饱，生活得比较好。这完全是集体所有制艰苦奋斗几十年的结果，功劳。　　3、解决农业发展四大要素单干私有制没有一点贡献　　杂交水稻等等良种，不是单干私有制研制出来的。化肥工业从无到有，发展到年产上亿吨的生产能力，单干私有制没有一点贡献;大搞水利设施建设，绝大部分耕地用水基本有了保证，单干私有制没有出一点力;大搞改田改土，绝大部分耕地成了优质耕地，单干私有制还是没有出一点力。　　4、在即将召开粮食完全过关庆功会时强行把功臣集体所有制注销拆了　　就在集体所有制马上就要收获几十年农业奋斗成果时，公知、精英却把集体所有制注销拆了，把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粮食问题的桂冠戴在个体私有制的头上。奖牌挂在个体私有化胸前。这比1945年抗争胜利，蒋介石从峨眉山下山摘桃子更不要脸皮。（作者：陈朝文）;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73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土地私有化之后，印尼农民反而破产了？: 稻草 2017-6-20 15:37; 　　2015年5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土地流转中，“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问题。” 　　在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具体以走何种农业发展道路为主?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美国式的规模农业道路;美籍学者黄宗智提倡在“新农业”兴起基础之上，发展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家庭农场;华中“三农”学者贺雪峰支持小农经济中自发兴起的、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三者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或许是因为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加拿大学者Tania Li的新著《土地的终结：一个边疆土著地区的资本主义关系》(Land’ 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未可知! 　　Tania Li观察的地点是在印尼苏拉威西岛中部劳杰高地一个农业社区。一直以来，劳杰高地都遵循“谁劳动，谁占有”的所有制原则，即在付出一定劳动之后，劳动者就是其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但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生存不易，高地居民在强调自身个人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对他人和社区的责任，通过相互依赖以求生存。这点也体现高地地区实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上。集体土地主要包括两种：未经开垦的原始森林(do’at)和拓荒者(pioneer)开垦的土地(ulat)。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后者。根据“谁劳动，谁占有”的原则，拓荒者在开垦一块土地之后，便自然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等到拓荒者去世后，其子孙后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但不能将之分割，也不能占为己有。按照高地人的风俗，子孙后人只是从拓荒者那里“借用”这块土地。久而久之，这块土地也就为周边邻居和社区成员所共享。如此，私人的ulat就获得了一种“公有”性质。　　高地居民虽久居山林，但深谙市场交换原则。在1990年代之前，高地居民和沿海地区之间就存有紧密的市场关系。高地居民为沿海的商品所吸引，但相比之下，沿海地区更需要高地居民给他们提供山货和食物。另外，由于土地轮流使用制度，即每个人可以轮流使用相应的土地，给予高地居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沿海地区没有办法强迫高地居民出卖其劳动产品，也无法强迫他们去生产多于其自身需求的食物。当贸易条件不合适的时候，高地居民就不会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所以，一定意义上，高地居民在和沿海地区的市场关系中占据主动位置。但相比于繁华的沿海地区，高地居民一直羞愧于自身的“低素质”、“低文化”，他们极力想改变自身的境况、向往现代村庄生活;他们渴望政府可以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道路交通、学校、医院等;他们渴望能够融入到整个国家的主流中去。　　怀抱着发家致富、提升生活水平的梦想，高地居民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将可可引入当地种植。可可作为一种高产值的“新农业”，取代了传统意义上以粮食作物为主的“旧农业”。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改变，瓦解了劳杰高地土地集体使用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进而在根本上颠覆了高地的传统实践，并将新的实践和社会关系带入高地。高地地区的“大转变”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可可树“多年生”的特性打破了当地“每年轮流使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使得土地被私有化和商品化。　　在劳杰高地，整个“圈地运动”通过三种模式来展开。第一种就是高地居民社区内部，主要是通过排挤亲属而占有拓荒者新开垦的土地。第二种则是圈占公共原始森林。到了1996年，当社区内部土地差不多已经被分割完毕之后，高地居民开始圈占原始森林。在这一圈占过程中，拥原始森林管辖权的通灵者“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在原始森林中抢占了大量土地。第三种则是政府的发展规划。在现代“发展”理念引导下的当地政府视高地居民为“落后、未开化和没有生产效率的”，因而积极鼓励“资本进山”，让更为“先进、文明和有生产效率的”沿海地区居民进入劳杰高地投资买地，从事可可、丁香树的种植。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劳杰高地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并进而影响到更为偏远的内陆地区，从而使土地私有化浪潮有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沿海波及到内陆地区。　　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却影响深远。可可树、丁香树的种植悄无声息地打破了原先的土地集体使用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这无异于是劳杰高地发生的一场“土地革命”。在这场“土地革命”中，大部分高地居民或多或少都“圈占”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乐观地期望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丰收的果实，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过上一种稳定的“中农”式生活。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结局却是少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土地，而大部分人或苦苦在小块土地上挣扎生存、或被迫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收入。原因何在?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可可价格与粮食价格的相对比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可可价格飞速上涨，超过粮食价格，部分农民获得一笔意外之财。看到可可价格上涨，农民跟风种植，劳杰高地的土地基本上被可可树覆盖，包括原先生产粮食的土地。这就促使农民“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他们开始依靠市场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但好景不长，随着粮价的不断上涨，价格挤压效应开始显现，“中农被腰斩于剪刀形的物价动态下”。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期间，必须买进的粮食价格飞速上涨，需要卖出的可可价格持续低迷。大部分农民无力偿还借款，出售土地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另外，种植可可树所需的高昂农资投资，对于原本就缺少资金的小农户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的生产状况只能是越来越差。除此之外，一些偶然性因素，例如干旱、家庭成员的生来病死、不良嗜好(赌博)、欠债等，也会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户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或者失去土地。　　在这些极为平常的因素共同作用下，“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不仅仅取决于土地、劳动力的商品化，还取决于另外一个重要过程——即原先可以使人们获得食物、劳动力、土地和帮助其渡过危机的“非商品性关系”被侵蚀了。尽管劳杰农民传统的生活并非是一个田园诗歌般、无灾无害的乌托邦，但因为能够较为顺畅地获得土地、困难时刻又有亲属邻里的帮助，所以至少也可以维持生存。也正是因为“非商品性关系”的存在，所以无论是否有“效率”，劳杰农民都可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自在耕耘。但在土地私有化为商品之后，传统的“非商品性关系”都被侵蚀了，劳杰农民开始经历“简单再生产的挤压”。资本主义关系在劳杰地区“一旦建立，这些关系就体现出其强制性，它们侵蚀选择，既不能被取消，也不能回避”。没有竞争力的农民丧失土地等生产资料，沦为无产者。　　本以为通过种植可可树、丁香树，加上辛勤劳动，总能获得富裕，但劳杰居民没有预见到自己和邻居之间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他们也没有看到使他们难以过上稳定的“中农”式小康生活的那些因素;更没有预料到竞争、利润会悄无声息地重构他们的社会关系。“圈”到手中的土地还没有捂热，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打来，土地便接二连三地被圈走。要么进入市场，要么等着饿死，这就是劳杰农民唯一的选择了。　　那劳杰农民是否有可能退回到之前的生活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是土地的终结。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印尼政府将境内一些山地、丘陵地区(包括劳杰地区)划定成环境保护区，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考虑到当地农民的土地使用和生计问题。保护区的划定使得无地和少地的劳杰农民难以像其父辈那样再去开拓出新的土地。其次是劳杰农民自身也不想回到过去。尽管自己和邻居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一方面没有意识到导致这一差距产生的机制，另一方面也不将其视为一个问题。相反，他们认为是一些特殊事件、个人天性、机遇等这些偶然因素才导致了邻人的富裕和自己的贫穷。他们认为总有一天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成功，而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勤劳和决心。　　那劳杰农民是否可以找到另外一条发展路径呢?似乎也是希望渺茫。虽然当地政府以增加就业为名大力发展油棕榈行业，但种植园的经理更喜欢雇佣外来工人，而非劳杰土著居民。虽然也有资本进入劳杰地区投资(开办种植园或者开矿)，但资本在乎的只是土地，而不在乎当地劳动力的多寡。另外，外出打工被欺骗、被出卖的惨痛经历，使得当地居民不愿意外出打工;而语言差异、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使得他们即便外出也难以找到工作。　　纵观劳杰地区近20年的发展变化，Tania Li指出，可可的种植、土地的终结在劳杰地区最终可能会导致两个发展趋势：第一，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手握雄厚资本的大户，将抓住各种机会从贫穷者手中购买土地。第二，资本的撤离。随着可可产业的衰落，具有趋利性的资本可能撤离高地地区，流向利润更为丰厚的地区和行业。而对于大部分劳杰农民来说，“已经陷入到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福利以及没有帮助的困境之中”,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穷途末路。　　《土地的终结》一书则向我们展现了资本主义关系得以建立的一种“隐秘的方式”。将劳杰高地农民赶出土地的过程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力量——掠夺土地的公司或国家机构。换言之，资本主义关系并不是由外部力量强加到劳杰高地的，反而是在社区内部自发生长起来的。从粮食种植这一“旧农业”向可可种植这一“新农业”的转变，并没有给劳杰农民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发展、过上一种稳定的“中农”式生活，反倒使得他们被吸附进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之中，在“价格的挤压”和“简单再生产的挤压”之下，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经历着无产化和半无产化的洗礼。　　回到中国农业发展这一问题上来，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在给予农民更为完整的土地权利的基础上，促进现代规模农业的发展;黄宗智则倡导基于“新农业”的发展培育起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的家庭农场;贺雪峰则认为应当坚持维护当前中国式小农经济并大力支持小农经济自我调整产生出来的“中农”阶层。然而，印尼劳杰高地20年急剧转变的例子恰好给我们提供了检视这三个办法的机会。毫无疑问，劳杰地区的农民在“圈地运动”之后大都获得私人土地，但是完整的土地权利并没有让他们更好的保有土地，在经营失败、家庭困境面前，农户不断失去土地;而对于“新农业”这一路径来说，虽然看似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但在生产、生活资料商品化态势下，农民面对的将是无情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至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中农模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下将被快速分化，小部分得到发展，大部分则境况越来越差。中国农业出路何在，仍是我们值得反复思考和探索的沉重课题。（作者：陈三白）;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5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重磅消息：浙江18位乡村干部联名呼吁全国农村恢复公有制的倡议书 ...: 稻草 2016-11-8 10:31; 浙江18位乡村干部联名呼吁全国农村恢复公有制的倡议书作者：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食物主权按：三十多年前，安徽省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联名要求分田到户。而今，浙江省18位农村干部联名发出倡议，要求强化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提出走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头等集体化村开创的道路。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呼声都是来自农村第一线的实践者，所不同的是，前者成为土地分包到户的标杆，后者则是对这一制度30多年实践的反思。　　过去三十年，正是由于集体经济的严重削弱，村集体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无法建立公信力，农民一盘散沙，农业细碎化，农村经济无从发展，农村社会趋于解体。包产到户的典范小岗村，至今未能走上富裕道路。相反，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村庄，却实现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实践证明，小农经济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而建立在土地资源市场化和私有化基础上的规模农业也不是中国三农的可持续之路。　　如今，浙江县缙云县十八位新老农村基层干部，联名倡议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这一来自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基层干部的心声打破了当下主流媒体对集体经济一贯的看法。在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背景下，他们在为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寻找光明的出路而努力。我们希望，这一倡议可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更大范围内引发对集体经济和农村未来道路的讨论。　　正文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　　全国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 　　我们是浙江省缙云县农村基层干部，针对分包到户土地经营制度的困境和当前农业越来越弱势的局面，我们对推行使用权确权颁证到户政策可能固化与激化分包到户经营各种矛盾、为资本下乡巧取豪夺的圈地运动洞开方便之门深感忧虑。为此，我们向全国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发出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的倡议。　土地制度既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当前我国农业越来越弱势、农村越来越衰败的现实，既不是土地分包到户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也不是土地流转不畅造成的，更不是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到户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全国各地“一刀切”分包到户与全国统一承包期的土地制度，不仅不符合我国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千差万别的实际，而且违背各地农村按多数群众意愿，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从实行土地分包到户政策开始，就存在土地流转，不存在土地流转不畅对“三农”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　　况且，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在1982年土地分包到户和2008年延长土地承包期过程中，己经按当时人口得以确认，根本沒有再次加以确认之必要。令人担忧的是，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是在要不要实行土地私有化、促进资本下乡的争论中提出来的。我们认为，作为要不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场争论的折中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必将固化与激化土地分包到户后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必将为资本或明或暗或早或迟下乡和巧取豪夺国家支农资金洞开方便之门，必将使土地流转成为农民一旦离开就回不了家务农的新“圈地运动”。　　农业部在关于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通知中阐明，开展这项工作最实在和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实现“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但常识告诉我们，土地使用权证既不可能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也不可能增加农民转包土地(租金)收入。不过，从农业部领导关于给农户承包土地使用权证是“确实权，颁铁证”、吃永远不变预期“定心丸”的说法，我们体认到，这样一来，土地集体所有权就成了“虚权”，集体所持的土地所有权证就成了“泥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提高农户事实上卖地的“财产性收入。” 　　看来，以私有化为底色的现代产权理论，在误导了国有企业改制后，现在要开始误导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了。农业部领导在解答“三权分置”时，已经用了现代产权理论中的“用物权”概念，相信以后会引入更多的概念，直到把农村干部群众搞晕。事实上，如果目的是增加农民获取资金渠道，相关部门完全可制定农村农民房产抵押、项目评估专项贷款、农民信用担保贷款等政策，何必要用可能危及集体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证抵押贷款？　　我们担心，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必将把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引向邪路，削弱和淡化己经很脆弱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必将失去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弱化、甚至瓦解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必将为适应农业生产客观要求——农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制造新的障碍；必将诱发农村社会新的族群矛盾，重返一般散沙的格局。总之，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到户，最终必将彻底搞垮土地集体所有制。　　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土地制度问题系列讲话精神，结合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乡等地农工商合作社和我省航民村、滕头村的成功经验，也有鉴于各地在引导农民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经营中不但出现了各种类型和性质各异的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与股份合作制农业社，而且有将承包土地流转回村集体经营的实际情况，我们向全国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发出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倡议：　　第一，牢牢把握创新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正确方向。习总书记在第七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上，提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变，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条底线 ”；在考察小岗村时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在黑龙江考察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这些讲话精神，为我们指明了创新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正确方向，要求我们始终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坚持走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放在突出位置。　　第二，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把发挥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与坚持民主集中制有机统一起来，在落实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合作化与集体化道路等一系列农村政策过程中，在充分讨论与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基础上，自主选择符合各自实际的具体土地经营方式，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和合理配置，切实解决土地抛荒问题。　　第三，贯彻落实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成员权政策。农村土地分包到户之后，实行了承包权（实际赋予收益分配权)始终不变的做法。这导致了人口自然变动而土地承包权无法作相应调整的尴尬局面：一些人因升学升迁成为企业职工与国家公务员仍拥有承包权，而新增应获得承包权的农民的合理诉求，则得不到解决。针对这个问题，在创新土地经营制度过程中，要认真贯彻落实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成员权(实际赋予收益分配权)的有关政策，促进土地资源有效合理配置给务农农民。这既是多年来农村干部群众期盼，也是应该认真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特此倡议　倡议人签名如下：　　2016年 11 月 5 日;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62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大包干是怎样搞垮中国农村的: 稻草 2016-11-7 16:12; 　　作者：决战下面分述1978年前20年的农村状况：　　第一条，国际关系缓和，无须打仗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由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由战争压力超级重变成“国际环境较为缓和”。冲突还会有，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储备粮不需要那么多了。上交的粮食少一点，农民生活就会好一点。这不仅应该做，必须做，也完全做得到。我们村79年左右的时候还没大包干，但剩余粮食明显多了，不就是因为上交少了农民留存多了吗?分配调整而已，与大包干有个屁关系?但后来，这也归功于大包干了，依我看，归功于国际环境更切合实际。　　第二条，建立了农村组织　　合作社之后中国农村建立了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个人干不成的事集体能干成，这个道理不用多讲，现在的公司无论公私均为组织，资本家尚且知道组织的重要性，只有蠢猪才相信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搞了两三千年，农民没富啊。最后还挨西方列强暴揍了呐。　　第三条，水利条件建成了　　大跃进有不足，但成绩也十分巨大。在农村新建了大量道路、河渠、水库、梯田、水旱转换，这些设施直到今天还发挥着作用!水利为农业发展奠定了“水是生命之源”的基础。因此，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饥荒基本不见了。有人说毛泽东时代饥荒，“饿的渣都不剩”，简直是狗屁胡话。六十年代粮食仍不充裕，但饥荒已经没有了。看看过去的老照片，没有瘦骨嶙峋的人，都是健健康康，精精神神。粮食够吃了。而根本原因么，就是水利!大跃进进度急了，但成果不能否认。　　第四条，中国工业大发展了　　大跃进之后，石油有了，化工有了，机床有了，机动车有了。　　第五条，农机事业的大发展　　整个六十年代是农机事业大发展的时代，七十年代初期我见过五类农业机械：畜力农具，如牛车马车。这玩意儿本不新鲜，历史上就有。问题是过去只有大地主家有，农民不可有完整的一套。生产队因集体化，积累能力强，制办了很多套这类农具。手扶拖拉机、大轮胎拖拉机(轮胎比汽车粗大的多，抓地力强)、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可翻地、耕地、犁地，极大程度地改变了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状况。解放牌汽车，在公路上跑运输。　　第六条，农药有了　　有石油，然后有化工，然后有农药，农药防治病虫害，蝗虫等害虫无法导致减产或绝收了。　　第七条，化肥有了　　有石油，然后有化工，然后有化肥，除了农家肥，还有化肥。70年左右中国建成大批化肥厂!作物生长需要营养，这知识就不普及了。　　第八条，农民文化水平提高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批斗过其他腐朽文化，农业生产知识倒是大力普及的。加之扫盲，掌握生产知识的农民越来越多，知识就是生产力，谁不知道举个手? 　　第九条，种子优化　　你，就是你，右边那位，你别不要脸了。杂交水稻是文革成果!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始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研究和积累，1973年左右杂交水稻研制成功!即使袁隆平也是文革时期的结果。不要谈什么冲击。那个时期，你没有政府支持，能出成果?田地是公有的，工作人员是集体编制，没政府支持，你连试验田都没有。所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功于1973年，100%毛泽东时代的成果。不止水稻，同期的玉米、高粱、土豆、牲畜、家禽品种都在改良。　　第十条，塑料薄膜也有了　　这就是冬天的蔬菜嘛。塑料薄膜应用稍微晚一些，但却是文革期间化学工业的直接成果。　　小结：1976年的时候，农业发展的环境、组织、文化、农机、水利、化肥、农药、种子、塑料薄膜都有了，农业还可能不好吗?与大包干关系么?即便为了调动积极性就只能解散?你把阿里巴巴分到个人试试?你把微软分了试试?分了就是小农经济，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积极性要调动，但方法绝不是“散摊子”。如果说毛泽东是谷歌苹果，黑猫白猫充其量算莆田系，更多是个体户、小摊、小贩，谁更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不一目了然吗? 　　再看看大包干之后的农村，怎么样呢？　　1,大约1978到1983年，中国农村发展还相当凑合。分了，一些农民很兴奋，跟吸毒分子刚吸了毒一样兴奋。产生幻觉了，以为好日子来了;2,接下来呢?这恰恰是农村衰落的开始。因为分了，农具都分了，畜力机械力在一些地方变成了人力，回到原始社会;3,集体没了，农民闲的时候打牌赌钱，文化不学了;4,集体没了，当地流氓地痞代表政府管理乡村，乱收费开始了，而这个时候农民由于一盘散沙，没人敢站出来抗争;5,一方面收费，一方面计划生育罚款，暴力拉出去堕胎结扎，那时候全国的弃樱至少以几百万计，扔了或直接……，中学时代常听说这事儿，指名道姓，谁谁谁家生了女孩儿，然后就没然后了;6,农业税沉重，初中时班上有人讲“毛主席万岁。XXX万税”。当时我是小改革派，听了这话直想过去揍他，现在看来，那是事实啊;7,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我不知道这词的来历，总之是粮食卖不出钱了。学生上学又开始要钱，迫的农民象蝗虫一般四出盲流打工;8,八十年代中期偏后，读书无用论兴起。既然上学花钱，粮食不出钱，你小子下来打工吧，于是童工遍地，沿海工厂里经常有事故发生;9,这种状况(三农问题)一直持续到2011年左右。后来终于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还是没好起来，也就维持吧;10,小岗村到前几年还省财政厅派村长;11.坚持集体化的华西村，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富裕村了。可见，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才是当年削弱工农和城乡差别的更好的方法　　为了解决农村目前的问题，农村开始新一轮改革，曰土地流转　　由于习总的谨慎态度，土地流传这法子已经大幅度改进了。原本“某某某经济学”听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想搞土地私有化的。土地私有化?很快不被资本兼并去了么?兼并之后控制价格，中国人民怎么办?失地农民怎么办?真以为卖了地拿几个糟钱儿到城里能过上好日子去了?你要有工作啊。不能太极端，于是，“私有化”变成“土地流转”，“三权分置”。应当承认“土地流转”比“土地私有化”好一点。但疑点是，为什么不能重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也可以“三权分置”啊　　区别在于“土地流转”方便操作，方便弄权，方便私人化。你人走了，无法监督了，无法参与管理了，无法及时聚会了。老板赚了也说亏了，你找谁去?散兵游勇去讲理，分分钟灭掉你。中央电视台整天鼓吹“土地流转”，但有良知的农业专家已经看出了问题，看出了包装下的剥削和抢劫。据我估计，不出五六年，这“三权分置”也要形同虚设。农民利益必定得不到保障，最后形成“事实上的私有化”。不信走着瞧。　　跑到城里的农民赚不到足够的利益，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还未可知。我想会有各种“历史上流民”导致的那些混乱出来。　　未来交给时间去验证，但历史已经明确：即大包干并非农村增产主因，却是农村凋敝的主因。;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50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平倭策: 热度 7 岳东晓 2012-8-18 00:40; 平倭策 -抗战胜利纪念时对三十年局势的展望-（1996 ）岳东晓 1996 抗战胜利纪念时对三十年局势的展望二战结束五十一周年之际，没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又在跃跃欲试。凭借经济势力，日本感到彻底否认侵略罪行，并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时候又到了。日本首相又一次到靖国神社向屠杀中国人的战将的灵位默拜，以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凡是不麻木的中国人，都感到了一股寒意。中国在工业总力方面还落后于日本。中国的军费不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十。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还不能达到日本的工业水平呢？追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建一个高科技的工厂需要数十亿美元，而在中国几千万人民币的投资就是大项目了。日本这么小，资源这么缺乏，怎么有这么多钱？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人，却这么穷，是不是因为人太蠢太懒？还是别的原因？答案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人手里的钱是从中国通过烧杀抢掠去的。日本人在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后从中国勒索了两亿两白银，中国数百年来依靠小农经济积蓄的财富基本被一抢而空，随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又从中国掠走数千万两白银。中国不得不靠向列强借债度日，而这沉重的负担最终还是落到了老百姓头上，每年辛苦劳动所得都被拿去作了给倭寇的赔款。中国人没饭吃没衣穿，更无法省钱办工业 *，建国防，送儿女上学*；而日本人拿了中国几年的财政收入，办工厂，造军舰，培养一批一批军国主义的生力军，积蓄对中国进行更残酷的侵略和掠夺的力量。从一九三一年占领我国东北到一九四五年投降，日本从我国掠走巨量的资源和劳动力，杀死了四千万中国人，并且通过三光政策摧毁了中国人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财产。这一切创伤，都不是在短短几十年内所能痊愈的。看到最近中国南方受到洪水灾害的惨状，令人痛心。很多农民的房屋被冲塌，人员伤亡。如果同样的灾害发生在日本，损失会小得多，因为日本的住房设施要坚固得多，不象中国农民的简易草屋，是用泥砖砌起来的。为什么日本人能建造价昂贵的房子，而中国人只能蹲在茅屋之下？如果你去追究中国受灾农民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父辈很穷，尽管他们整日在烈日下耕耘，家里有了几样象样的家具，比起他们父辈要富裕，但底子差，还是买不起机械，光靠手工操作，人均生产力很低，没有钱建经得起水泡的砖房。那为什么他们父辈连象样的房子都没有传下来呢？因为他们祖辈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十间房有八间被烧了，十个人里有一个被杀死，家里的家当被抢被烧，家里的禽畜被抢被杀，那些逃命的人很多饿死病死。日本人走后，他们没有牲口，没有工具，更在他们曾祖辈的时候就没有了银子。如同回到了石器时代，他们只能靠双手重建他们的家园，用他们血汗换来得及粮食去支持中国从零开始的工业化。他们用幸存的生产资料生产糊口都还嫌不够的粮食，收成好的时候省出来从苏联那买工具、买工厂、买武器防备还在虎视耽耽的敌人，把他们最聪明的子女送到仅有的一些学校去学习，把最有才华的人集中起来吸收引进技术，把最杰出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建设国防来保证国土不再受蹂躏…而大部分人却只能在田里用双手劳动。他们半饿着肚子，他们的孩子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在一步一步顽强地靠自己的力量重建一个世界强国。但这个过程没有一百年以上是无法完成的，要把这么一个大国从百年含辱后几乎为零的状况重建成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光靠勤恳的工作是极艰辛而且极不公正的。中国人民有权享受日本人正在享受的一切，中国儿童有权享受日本小军国主义分子正在享用的一切。日本人所正在享受的都是从中国人手里，从我们的祖先那里抢去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把那本来应属于自己的东西索回，却要让我们的儿童忍受饥饿，省吃俭用来维持缓慢的增长呢？我们有权利以一切必要手段去维护正义，惩罚罪恶，为我们的祖先讨还血债，为后世中国人造福。我请每一位中国人也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到海外的中国人的收入远超过国内的平均收入？原因绝不是海外的中国人比国内的人优秀。事实上，很多在毕业于国内非重点高校，甚至专科学校的人都能在美国的硕士博士项目里不输于美国白人，在技术方面颇富创造力。这说明了中国人固有的智力优越性。海外中国人的收入高，原因在于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远多于国内的人。如果国内的人能使用同样多的资本，他们也能创造同样多的价值。任何一个中国农民都能很快学会使用联合收割机等机械，耕种上百亩地，任何一个中国工人都能学会使用计算机控制自动化设备… 这里面没有甚麽神奇，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要大规模的实现，却需要一个关键的纯粹量的要素—资本。中国两千年来积蓄的黄金白银到哪里去了？被日本人抢走了。日本七十年的侵略使中国这一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五十年前退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五十年来尽管中国人艰苦奋斗，但白手起家谈何容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是遥远的过去，现在三四十岁的中国人的父辈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倭寇的残害，屠杀过中国人的战犯还有很多没死，很多虎口余生的受害者还活着，就连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也曾在倭占区的恐怖中生活过。但是，我们中间有的人也许淡忘了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甚至羡慕日本人的钱。这些人忘了，日本人今天吃的喝的用的，都只是他们从我们祖先那抢走的黄金白银的利息的一个零头。日本就好比是一个强盗与罪犯的家庭，它的儿子们在外面放火打劫杀人越货，用抢的财宝建造了高楼大厦，个个穿得衣冠楚楚。而被抢的中国，被洗劫一空，家破人亡，那些活下来的，身无分文，衣履破烂，食不果腹，被强盗和强盗的朋友们鄙夷和践踏。这些幸存的受害者满腔仇恨，却无法得到正义，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够。现在他们总算从地上爬了起来，总算有了自卫的能力，但要消灭大小强盗、夺回被掠的财富，时机还未成熟。然而，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作平倭的计划。倭国的战略家们从丰臣秀吉时代即已制订了占领中国大陆的规划，到明治时代，灭亡中国的详细计划已经被日本军政人员烂熟于心，以致日后倭寇侵略中国时都是驾轻就熟。其主要顺序即先取台湾，然后朝鲜及中国东北，再占领中国全部，杀死中国人的大部分，将一亿倭民迁至大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除取得台湾和朝鲜之外，还得到辽东半岛，但因触犯西方列强的利益遭到反对而不得不放弃。当时的日本，实力还不如西方，也没有能力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对于辽东半岛，倭明治天皇曾笑道：辽东下次再取吧。于是日本把所抢得的钱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工工业，终于在三十多年后有了吞并中国的力量，并开始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对中国的全面进入，占领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其战略是成功的。中国却没有人制订一个针对性的战略规划。中国人都在睡觉，吸鸦片，或者是在田里干活替朝廷赔款。现在我们总算吁了一口气，但愿从现在起，我们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对策，思考怎样保命保家。中国虽然最近几年保持了近百分之十的增长率，但这种高速增长是难以保持的，过几年就可能要大大减慢。没有一笔两万亿美元以上的额外资本，中国腾飞不起来。中国必须把倭寇抢去的东西要回来，十二亿人才能有好日子过。单是人口多并不成问题，日本的人口密度就远大于中国，人口多而且没钱却是大问题。人太多，地太少，有钱可以修高楼，建地下城，修大运河引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钱光口喊要是要不回来的。现在还活着的几个慰安妇，要赔偿要了多少年，得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讥讽，说她们慰安是商业活动，与日本政府无关。我们不能象那些受害妇女一样跟畜生讲人性，我们要讲倭寇听得懂的语言—扫荡。对倭的策略必须是进攻性的。倭寇利用海洋的屏障，使想找鬼子讨还血债的人们只能忘洋兴叹。但是，一旦其天然屏障不再构成障碍，倭则无险可守。如果我们能摧毁倭海上防线，百万大军抢滩登陆，则倭五日可靖。具体战法如下。一.以水下与水面舰队切断倭的货物运输，特别是粮食与石油的运输。二.以第二炮兵及战略潜艇对倭可能的帮凶进行威慑阻吓，以消除其愚蠢行为的可能。必要时可以加以利诱。总之，避免与第三国开战。三.对倭实行饱和与精确结和式外科手术，切断其主要交通干道与通讯。四.倭之地呈狭长形，窄处不过一两百里，以现代陆军在一日之内即可进入。中国武装索赔队一百五十万大军可分十路，从五处两面钳形夹击，同时伞兵从纵深突破，将倭切成数断。然后进行清乡大扫荡，对顽抗的军国主义分子严厉处分。五.将倭酋定以战争罪，并捣毁靖国神社。宣布日本改名为钓鱼县，调整税率到百分至六十，直到马关条约中国赔款的不变值被收回为止。倭民不愿归顺者，可任其乘船出去。六.鼓励倭人从事农业生产并限制其人口增长，使倭成为一个粮食自给的县。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空军。同时，第二炮兵必须增强其打击力，与拦截防御能力，以确保战事的局域性。我们希望以上设想能在三十年内成为现实，那一天将会成为中国人的节日，也会成为亚洲及世界热爱和平的人的节日。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和公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个人分类: 中日关系|10297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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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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