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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谢小平：我们太需要这样一次阅兵了（微信转帖）: 热度 7 陈营 2015-9-2 20:34; 谢小平：我们太需要这样一次阅兵了 2015-09-02 谢小平昆仑策研究院（点击上方【昆仑策研究院】可关注）　　8月15日，阿联酋中国大使馆和迪拜总领事馆联合举办了“阿联酋华人华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发言。会后几天来，陆续有迪拜华人和媒体向我索要发言稿。当时我只是在平板电脑上写了一个提纲，没有稿子。今天和文化中心的团队在一起讨论工作，我们既然是文化中心，不是普通的贸易公司，那么文化和历史不可分，所以我就谈一下抗日战争的历史以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现实意义，把我的观点和大家交流分享，让我们文化中心管理团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会，请军事科学院的专家讲解抗日战争，习近平主席主持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习主席730讲话是我们理解抗日战争的纲领。习主席讲话内容主要有三点：　　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这主要是做历史的纵向比较。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105年后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胜利。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这主要是做历史的横向比较。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采取贬低，歪曲，甚至无视，抹杀的态度。美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对中国人民的牺牲和贡献完全处于一种无知状态。　　3）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年轻人和海外华人思想最混乱的地方。有许多文章列出了详细数据来论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有许多文章列出详细数据来论证相反的观点。　　在这里我先讲几件事：　　过去国共两党都是说8年抗战，也就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的八一五日本天皇投降诏书。现在我们讲14年抗战，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前面6年日本2万军队占领中国东北，国民党军队没有抵抗， 30万国民党东北军退到山海关以内，把东北拱手让给日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一直在血雨腥风的环境下战斗直至抗战胜利，抗联中的大部分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与国民党没关系。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论证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种论证并不涉及问题的本质。这是国民党抗战意志不坚定，没有担当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也是当时全中国各党派团体的一个共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美国英国对日宣战，第三天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当时全面抗战已经4年多了，国民政府连对日宣战的勇气都没有。不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就有与日本“谈判解决”的回旋余地。美国参战了，国民政府就不需要这个回旋余地了。　　在中日战争中，日本能不能完全吞并中国？我们看看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以钢产量为例：　　1937年日本钢产量580万吨, 中国4万吨。1943年日本765万吨，是二战时的最高峰。　　1940年美国钢产量6076万吨，德国2154万吨，苏联1832万吨，英国1230万吨，意大利226万吨。　　1943年德国连同占领区钢产量共3460万吨。　　1942年苏联钢产量810万吨，1943年850万吨，1945年1230万吨。　　日本1940年人口7200万，中国人口是4亿多，是日本的6倍。　　日本经济实力远低于美国和欧洲大国。　　苏联，美国，英国向中国抗战提供援助。日本没有外部援助。　　苏联牵制了日本在东北的60万关东军，使之不敢南下。　　如果中国抗战意志坚定，日本不可能完全吞并中国，但是中国也没有能力把日本侵略军驱除出中国。　　国民党政府中的许多高官认为，中国抗战必败。所以有国民党副总裁投降日本，组建南京汪伪政府。六十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日本，变成伪军；加上国军散兵等，伪军人数达到二百万。这二百万伪军的唯一对手是八路军新四军。这也是国民党不能担当抗战中流砥柱的佐证。　　1938年日本组织武汉会战时，日本军火生产已经难以满足需求。武汉会战之后，在正面战场上日军的攻势显著减弱，中国的全面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相对稳定的战线上与国民党军队对峙的日本军队占侵华日军的35％，而在日军占领的广大区域里担任守备任务的日军占侵华日军的65％。　　1937年8月，国共合作形成抗战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按照3个师的编制发给八路军军饷。后来又确定新四军为一个师的编制。两年后八路军就从4万人发展到20万，但编制和军饷没有增加。　　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停发八路军军饷。　　实际上，八路军新四军从高级干部到士兵都是没有工资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支军队的士气。　　很多学者论证八路军在正面战场上没有贡献，选择性忘记了国民政府不给八路军军饷，粮食，武器弹药，军服和物资，等等这一事实。　　国军抗战中最大战役是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国军先后投入70万兵力；最著名的事迹是10月谢晋元副团长率一个加强营400余人坚守一个大型混凝土结构仓库4昼夜，击退数倍与己的日军进攻，击毙日军200余人，自己仅伤亡20余人，然后全部安全转移。著名剧作家田汉，陈白尘为此创作了舞台剧《八百壮士》。　　可是在2个月后的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高级军官丢下建制基本完整的10万国军仓皇出逃，失去指挥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被日军俘虏后，和20万平民一起被残酷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抗战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投入兵力10万以上的会战有22次。国军将士中有很多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分析这22次会战就可以发现，全部都是防御作战，没有一次是对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反攻；时间多数在1941年以前。　　1943年是二次大战的转折点，在欧洲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联红军开始反攻。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开始反攻。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而正面战场上日军仍然在进攻，国军仍然在后撤。　　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陷入两面作战，节节败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逼近日本本土。可是在中国战场，1944年春到1945初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势仍将国民党军打得败退千里。蒋介石在1945 的元旦公告中感叹说：“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甸北部，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打得好。但是还有那么多国军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打得不好呢？　　美国不愿意承受登陆日本本土的巨大伤亡，希望日本在美军登陆前投降。美国希望中国军队积极反攻，减少美军的压力。可是国民党消极抗战，希望搭美国打败日本的顺风车，保存实力，以便战后与共产党摊牌。许多坐飞机到印度去接受美军训练的国军回国后没有在战场上与日军照过面，有些国军在日本投降时还在印度受训。日本投降时，国军的主力与日军的主力和日本占领的大城市距离很远，国军要迅速接受日军投降成了大问题。　　今年7月，美国之音采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谈台湾对大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反应，我看过这个视频，还在上面做了留言。这位发言人说，在国军序列中有210个师，八路军只是3个师的编制，新四军只是1个师的编制，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是很小的。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对抗日战争的知识都如此片面，可以想像台湾的许多青年学生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会是多么肤浅。实际上，到抗战结束时，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到一百万，解放区人口达到一亿。　　很多学者论证共产党是靠着抗日战争中在敌后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然后在抗战之后的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这些学者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人规定国民党不能去敌后发展。问题是国民党为什么不去敌后发展？这是因为敌后的环境非常残酷，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可能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下生存。　　大量事实表明，国民党才是抗战胜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国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的军事，财政和物资援助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有13个军全部是美械装备，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的5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18军，整编第74师。　　现在的许多海外华人，是从海外的中文网站上了解抗日战争，在国内是看不到这些中文网站的。这些网站上有许多文章和大量跟贴都是一边倒的说共产党不抗日。许多80后90后，对抗战的历史事实已经形成既定立场，你谈的史料与他的既定立场不符，他就听不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人史迪威的意见。1942年史迪威中将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后来升为四星上将，因为与蒋介石意见分歧太大，1944年被美国政府召回。现在的台湾学者谈起史迪威总有些言左右而顾其它。　　其实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分歧，抛开一些具体的细节不说，核心的战略问题是两条：　　1）史迪威要求有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监视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四十万大军调到抗日前线。　　2）史迪威要求将美国的援助物资按照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分配，这样他就可以把部分美国军事援助物资分配给八路军。　　这两条当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　　史迪威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军队腐败，派系林立，作战消极。这些意见当然不可能帮助国民党有任何改进。　　1944年10月史迪威回美国之前，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了一封信。但当时延安没有发表，后来的北京中央档案馆里也找不到。1988年美国华纳电影公司要拍史迪威的传记电影，在美国陆军部的档案中找到了这封信的原件，全文如下：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的首脑，为我们不能在今后的对日作战中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的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J.W.史迪威美国将军” 　　南京市政协专员王楚英老人，曾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和警卫队长。史迪威临别时对他说：“孩子，你知道未来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吗？我告诉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70年风云变幻，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70年前的史实似乎变得有些模糊。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针对中国的崛起又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出现许多不同的问题。　　我们需要回顾历史，让中国和世界的人民和政治家记住历史。　　我们需要展示国家的力量和自信，展示国民的团结和自信。　　我们需要表达我们对现实世界中许多问题的态度。　　我们需要这样一次隆重的纪念，需要这样一场庄严的阅兵。 2015年8月30日; 9698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一份重要的档案资料: 热度 2 稻草 2014-8-16 15:05;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及附件［1.邓小平同志的信；2. 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　　中发［1973］ 1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严于解剖自己，认真作自我批评。全党同志都要从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决定连同两个附件，印发到县、团级。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 　　（注）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　　附：（一）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附件一：　　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那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要搞托拉斯，一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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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他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　　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侯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二：　　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现将他检查其重要错误的部分和叙述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整他的简单过程，摘录如下：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的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末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来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消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问过，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叛徒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贵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笫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客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意，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来源：宣讲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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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 热度 3 稻草 2014-6-30 18:10; 习近平总书记6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先前201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116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第一届 - 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热度 6 水壶灌满 2013-11-9 06:24; 3047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消息二则: 热度 1 wx1wx2 2013-10-2 22:08;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听取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推司法独立堪称40年最大动作. 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auto=1vid=l0012iitcfj http://news.qq.com/a/20130827/017436.htm 自由派学者贺卫方微博指“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作秀走过场不如公开财产有说服力，中国如放大薄重庆　　【强卫】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民主生活会上率先表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大家向他“开炮”。这个姿态特别感人。假如——强调是假如——有一位参会者以很谦和的语气，满脸笑容地说：“强书记，我不想开炮，只是想问：何时您的家庭财产能够公开？”强书记会怎样回答？【运动何时休】明明知道，运动式的做法，上下交相作秀，再轰轰烈烈也是走过场。最多搞出几个顶风作案的杀鸡儆猴，根本无法解决对权力的真正的监督与约束。但还是乐此不疲，兴味盎然，令人不得其解。原以为重庆是重庆，中国是中国。现在看出来了，中国就是放大了的重庆。 http://t.163.com/weifanghe; 个人分类: 見聞|4985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论十大关系: 热度 6 稻草 2013-8-29 18:38; 作者：毛泽东发表时间：1956年4月25日发表，刊登于《人民日报》 1976年12月26日第一版。时代背景简述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听汇报集中概括 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内容简介简述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十大关系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全文简述（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如今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面我讲十个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我们如今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如今，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不可不有。如今，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如今开始能造了。我们如今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如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如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如今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如今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如今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党和非党的关系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如今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如今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中国如今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如今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今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如今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有几点应当肯定：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如今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如今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当前有实际意义。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如今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如今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如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如今有如今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如今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如今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如今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如今，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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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胡耀邦不懂民族问题致西藏新疆分裂险象: 热度 3 稻草 2013-5-8 09:04; 国家领导人若不懂民族问题，就会置国家于四分五裂的险境。胡耀邦，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1980年5月29日，邓小平是权力一把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用六个字概括其讲话精神：“免税、放开、走人”。所谓“走人”，就是把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大量撤回内地，使藏族干部的比例达到绝对多数。他说：“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胡耀邦天真地认为民族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终点，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在他看来，汉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似乎是越少越好。他说：“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万，但连部队有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 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大谈在西藏减少汉族人口的好处。他说，对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们没有算这个账，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账？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呀！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关于胡耀邦这次讲话所造成的影响，在《邓力群自述》中有记载：“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那时（新疆）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心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在西藏及后来关于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讲话，充分显露出他对民族问题的无知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民族自治区减少汉族人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吗？减少汉族人口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分裂吗？事实上，在民族自治区长期使汉族人口占绝对少数比例，最终会导致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只有民族融合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民族融合才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的根本保障。而不同民族间只有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与利益交换，才能促进民族融合。而不同民族间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不同民族保持密切的接触。有了密切的接触，才能够有条件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在民族自治区内减少汉族人口比例，就会使不同民族间难以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这就必然会使不同民族间由于缺少感情交流而不断加深民族隔阂，由于缺少利益交换而不断弱化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最终会导致民族关系不断疏远，以致离心离德、渐行渐远。我非常敬重胡耀邦同志的人品，但我不能不指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无知。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利益。胡耀邦同志之所以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犯了这样的错误，根本原因还是太善良，他把民族利益问题简单化，以为“只要我对你好，你就会对我好”、“只要我满足你自治的愿望，你就不会闹独立”。如果问题有这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了。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无论他是什么缘故辞职，我认为，一个不懂民族问题的国家领导人失去权位，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如果胡耀邦有机会充分实施他的让汉族人从民族自治区“走人”的政策，国家命运不堪设想。我衷心希望中国的执政者能够永远汲取胡耀邦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教训，再也不要犯他的错误。他用他的失败告诉我们：各民族减少相互接触是非常危险的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如果他在生前读了我的《利益论》，我相信他绝不会有在西藏的讲话。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想占有最大利益，这种愿望是不可能绝对根除的。任何人或任何民族，有多大的占有力就必然会占有多大的利益。只要有占有最大利益的机会，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会放弃，占有最大利益永远是第一选择。要想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放弃占有某种利益，只有让这个人、这个民族不认为这种利益是最大利益才能达到目的。要想使某个人或某个民族不产生分裂国家的愿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切实感受到国家统一带来的利益大于国家分裂。不同民族间长期地密切接触，一旦建立了相互依存、生死与共的利益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就会成为各民族实现最大利益的共同选择。而怎样才能让一个民族认识到国家统一带来的利益大于国家分裂呢？首先各民族要保持密切接触。没有密切接触就不会有充分了解，没有充分了解就不会有民族团结；没有密切接触就不会有利益交换，没有利益交换就不会有相互依存。不同民族间脱离了接触，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就丧失了感情和利益基础，而分裂意识则必然会成为主流意识。为什么很多异地恋最后的结果是分手，为什么很多人与其貌不扬的保姆发生了婚外情，为什么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些最普通的现象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密切接触对增进感情具有决定性作用。接触与不接触，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民族融合的本质特征是民族利益的融合。没有民族接触，就不可能有民族利益融合。没有民族利益融合，也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那种认为在民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越少越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观点，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从根本上违背利益规律，非常无知、非常危险。在民族自治区，至少要使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到1:1，不同民族间只有“一对一”才能有一个保持密切接触的基础。没有科学的人口比例，一切爱国教育和反分裂措施都无济于事。（作者：王大豪）; 310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党、國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热度 1 wx1wx2 2013-2-1 20:46;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有始终从严要求自己，坚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站在这样的高度，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也正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制定了相应规定，给干部确立规矩，狠刹不正之风，目的就是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使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使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2013-01-23 14:02:14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一、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六项禁令 1、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各地各部门要大力精简各种茶话会、联欢会，严格控制年终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单位之间不搞节日慰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举办各类节日庆典活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单位内部一律不准用公款送礼、宴请。各地都不准到省、市机关所在地举办乡情恳谈会、茶话会、团拜会等活动，已有安排的，必须取消。各级党政干部一律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宴请，未经批准不准参与下属单位的节日庆典活动。 2、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下基层调研等收受下属单位赠送的土特产和提货券。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纪律要求，加强管理，杜绝在机关收受和分发土特产的情况发生。 3、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把关，严于律己，要坚决拒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机敛财。 4、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各地各部门不准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不准违反规定印制、发售、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卡）；不准借用各种名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不准用公款组织游山玩水、安排私人度假旅游、出国（境）旅游等活动；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公车、在节日期间公车私用。 5、严禁超标准接待。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参加会议、检查工作等，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要求执行。 6、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赌博的严重危害性，决不组织和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个人分类: 中國改革|3607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太有才了！老百姓寄托了很大希望啊！: 热度 6 布衣人 2012-12-15 08:44; 看看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 (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 ，就知道马上要富强了：洗尽贫，立刻强，涨得奖，遇正升，留运山，旺气山，涨高哩！！这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太给力了！！上届温 + 饱，这届立刻强。观新一届常委有感，赋诗一首：世代相习近平常，家国当存立克强。几度霜花逾正声，一朝春水涨德江。登高再望流云山，涉险更识歧山王。雁阵空传张高丽，不见孤帆入汪洋。; 1481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看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要求委员改进作风新闻有感: 热度 8 cat 2012-12-5 04:29; 觉得这些要求都很好，很实在，如果都能实施确实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有一条似乎没有提到，本人认为也很重要。这就是应当禁止所有直系亲属经商，从政的直系亲属（包括在企业、事业单位内有官职的）在任期内不得被提拔。非直系亲属也不可打干部的旗号谋利益，违者将严惩。这种回避应该成为制度，也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如果做不到的，就应该辞职！; 5940 次阅读|1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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