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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影响英语单词拼写的因素: 热度 3 MingHao 2016-10-1 08:15; 　　拼写虽然属于英语学习中较低层次的问题，掌握起来却并不容易，即使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也常常犯错。英语单词的拼写之所以非常复杂，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英语的来源非常复杂，其基础是日耳曼语族的盎格鲁-萨克森语，但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和知识分子都普遍使用拉丁语，诺曼征服之后数百年，拉丁语族中的法语又成了宫廷的语言，在殖民扩张和全球化过程中，由于英语的显赫地位，许多语言的词汇都被吸纳进来，更强化了英语的多元性。第二，与法语不同，英国历史上一直没有统一英语用法的官方努力，导致中古英语拼写的混乱局面对现代英语的拼写产生了消极影响。尽管如此，借助词汇学的知识，我们仍能找出英语单词拼写中一些具备普遍性的规则。本文希望通过讨论影响英语单词拼写的因素，对英语学习者有所帮助。 1。外来语的影响　　对英语拼写影响较大的三种语言是希腊语（多数词汇通过拉丁语间接进入英语）、拉丁语（英语80%的词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拉丁语）和法语。　　1）希腊语：英语中保留了一些典型的希腊语拼法，如发音为/k/的ch组合（chemistry、orchestra等等，因为ch在希腊语中是一个字母，h表示是送气音）、词首的rh组合（rhyme、rhetoric等等，因为希腊语中与英语r对应的字母在词首必须有送气音标志）、ps组合（psychology、psychiatrist等等，因为ps在希腊语中是一个字母）、mn组合（mnemonic等等）。此外，部分英语词汇的词尾单复数均遵循希腊语规则，如on→a（phenomenon / phenomena、criterion / criteria）、is→es（crisis / crises、thesis / theses ）的变化。　　2）拉丁语：拉丁语对英语拼写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在3-6条还要涉及到，这里主要介绍对英语词尾的影响。以-us（如alumnus）、-a（如alga）、-um（如referendum、datum）等结尾的很多英语词汇都源于拉丁语，因而在变复数时遵循拉丁语的规则：us→i（alumni）、a→ae（algae）、um→a（referenda、data）等等。　　3）法语：英语中有相当多的法语词汇。它们在拼写方面的麻烦主要有两个：一是词尾的辅音不发音，如debris中的s，buffet（n.）中的t，等等，记忆的时候必须注意；二是不符合英语发音规则，如chef中的ch，regime中的g，等等。此外，法语单词的特色结尾需要记住，如-aire（questionnaire）、-ette（omelette）、-eau（beau）。　　4）美国英语对古典语言拼写的处理：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在拼写方面的很多不同都是因为两者对古典语言拼写的处理不同。-our和-or的区别是一例，color、dolor、favor等美式拼法都是拉丁原文的拼法，对应的英式英语却不是。defense、license比起defence、licence来也更近于拉丁原文。反过来，在处理ae、oe等古典语言中的双元音时，美国英语往往采取简化的态度，变为单元音e，对比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esthetic / aesthetic、maneuver / manoeuvre，等等。-ter和-tre的区别也是对古典语言中-trum词尾处理不同造成的，如center / center（拉丁文为centrum）、theater / theatre（拉丁文为theatrum）。 2。语音的影响　　英语单词在添加后缀要遵循一条基本的规则：尽可能不影响原来单词的发音。如change在添加-able时，之所以保留原词词尾的e，是为了不改变g的发音。明白了这条原理，我们就能理解在变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的时候，为何以重读闭音节结尾的单词词末字母要双写了。例如begin变现在分词，如果不双写n，按照两个音节之间的单辅音归属后一个音节的原则，*begining中的n将划归末音节，则gi成了开音节，发音将是/gai/，而不是原来的/gi/；相反，双写n，根据两个音节之间非辅音组合的双辅音分属前后两个音节的规则，gin仍然是闭音节，读音保持不变。单音节名词加y变形容词的原理与此相同，如sun→sunny、fog→foggy，等等。 3。同化　　同化的意思是前一音节的辅音受到后一音节辅音发音的影响，会发生趋同的变化。对英语拼写而言，前缀的变化最为显著（多数变化遵循拉丁语对应词汇的变化）。　　1）con-：在m、b、p前面变成com-（因为这三个辅音均需紧闭双唇才能发出，如important、computer、combine、commute），在r前面变成r（如correct），在l前面变成l（如colleague），在元音和h前变成co-（如coordinate、cohort），其他字母前不变（如connect、contrive）。　　2）in-：变化与con-类似，有il-、im-和ir-三种变体，如innate、impossible、illegal、irrelevant，但在元音前不变，如inoffensive。但是inpatient（不同于impatient）和input例外。　　3）en-：变化与con-相似，只有em-一种变体，如entrap、empower。　　4）syn-：变化与con-类似，有syl-和sym-两种变体，如synchronize、symmetry、syllogism。　　5）ab-：如abduct、abdicate等等，在t前变成abs-（如abstract），在v前变成a-（如avert）。　　6）dis-：如dissatisfied、distraction等等，在g, l, m, n, r, v前变成di-（如digress、dilute、divert等等），在f前变成dif-（如different）。　　7）ob-：如object、obdurate等等，在c前变成oc-（如occur），在f前变成of-（如offend），在p前变成op-（oppose），在t前变成os-（如ostensible）。　　8）sub-：如subsist、subvert等等，在c前变成suc-（如succeed），在f前变成suf-（如suffer），在g前变成sug-（如suggest），在m前变成sum-（如summon），在p前变成sup-（如suppose），在r前变成 sur-（如surrender），在c, p, t前变成sus-（如sustain）　　9）ad-：如administer、adapt等等，在b前变成ab-（如abbreviate），在c、k、qu前变成ac-（如acquit），在f前变成af-（如affirm），在g前变成ag-（如aggravate），在l前变成al-（如allude），在n前变成an-（如annotate），在p前变成ap-（如appoint），在r前变成ar-（如arrest），在s前变成as-（如assist），在t前变成at-（如attire），在sc、sp、st前变成a-（如ascend）。　　以上的变化看似复杂，但只要仔细体会声音的变化，并不难掌握。 4。还原英语中很多单词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在拼写上与词源已有较大差距，但它们的派生词却体现了返回词源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还原现象。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1）在吸纳入英语的时候，为了遵循英语发音习惯的缘故，对原词尾有所变动。这些词与派生词之间往往呈现双元音与单元音的对应关系。对比abound→abundance / abundant，exclaim→exclamation，pronounce→pronunciation，explain→explanation，profound→profundity，等等。　　2）单词直接从其他欧洲语言（尤其是法语）吸收过来，但词源却是拉丁语，因而派生词体现出还原特征。如conceive直接从法语conceivre变来，但其派生词concept、conception、conceptual、conceptualize等等，却更接近拉丁语。destroy直接从法语destruire变来，但其派生词destruction、destructive也从拉丁语来。 5、弱化　　元音在加了前缀之后变弱，是拉丁语词汇的重要现象。由于英语继承了拉丁语的众多词汇，这一特征也保留下来。最基本的规则是a弱化成i和e，e弱化成i。例如词根-cap-（过去分词词根-capt-）在拉丁语中是catch、take的意思，体现在英语里有captive、capture、captivate等词。一旦-capt-前面加了前缀，就弱化成-cip-（对应的过去分词变成-cept-）。英语中包含-cip-和-cept-的单词有数百个，如recipient、incipient、proficient、sufficient、deficient、reception、perception、accept、concept等等。类似的对应关系可以参考：salient→resilient（-sal-=jump）、query→inquiry（-quer-=ask）、agenda→navigate（ag=act、drive）、factor→beneficiary（-fac-=do）。 6。有规则的变化　　英语单词在词形转换时，呈现出许多有规则的变化。下面是一些最重要的变化。　　1）以-d或-de结尾的动词，在对应的名词和形容词中，d通常变成s，如provide→provision， decide→decision / decisive，collide→collision，invade→invasion / invasive，ascend→ascension，等等。其中以-end结尾的动词，往往有-ent结尾的名词与之对应。如extend→extent，descend→descent，等等。　　2）以-ate、-ete、-ite、-ute结尾的动词，对应的名词往往以-tion结尾，如activation、competition、expedition、institution，等等。　　3）以-l和-r结尾的动词，对应的名词往往以-ance或-ence结尾，如excellence、vigilance、occurrence、conference等等。　　4）一些常见的对应后缀：　　a）–acious→–acity：如sagacious→sagacity 　　b）–ate（形容词）→–acy：如accurate→accuracy 　　c）–al（形容词）→-ality：如mental→mentality 　　d）–ance、-ancy、-ence、-ency→-ant、-ent：如excellence→excellent 　　e）-cracy→-crat→-cratic：如democracy→democrat→democratic 　　f）–fy→–faction：如satisfy→satifaction 　　g) -graphy→-graphic→-grapher：如geography→geographic→geographer 　　h）-ify→-ification：如certify→certification 　　i）–ic→-icity：如specific→specificity 　　j）-ical→-icality：如logical→logicality 　　j）–ise、-ize→-isation、-ization：如improvise→improvisation 　　k）–logy→-logical→-loger、-logist、-logian：对比astrology（astrological、astrologer）/ geology（geological、geologist）/ theology（theological、theologian）。　　l）-nomy→-nomic→-nomer：如astronomy→astronomic→astronomer 熟悉了以上的规则，对提高英语拼写的准确程度很有帮助。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两条，一是注意自己的发音，发音准，又熟悉语音规则，拼写就容易准确；二是熟悉英语构词法，多学一些词根、词缀，了解构词规律。; 482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看看邓小平是怎么样让中国科技落后的: 热度 1 稻草 2015-12-4 08:43;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勒令下马的中国尖端科技与军工项目　　这里仅记录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不包括众多的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的下马,比如船舶、数控机床，大型工程装备等等。这些可都是为着实现四化所必须的啊！四化不是靠吹的,而信心遗失，人才流失才是最为可惜的。在下马风的同时，国防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扬声中，被迫向外流失。最终使中国至今仍臣服于外国产品面前。　　1、运10飞机下马。　　2、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　　其中主要有：　　⑴、远程轰炸机；　　⑵、对地强击机；　　⑶、空中优势战斗机；　　⑷、大型军用运输机；　　⑸、武装专用直升机；　　⑹、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3、截至19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　　其中主要有：　　⑴、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　　⑵、“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　　⑶、中国早期航母　　4、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　　其中主要有：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　　直－7下马　　直－7是中国空军原定于设计制造，用来替换早期研制的mi4即直－5使用的。他的最大运载能力与适航性。均达到了俄罗斯产米8的基础。而在同时代出现的法国AS332。其性能与直－7设计参数十分接近。1975年定型后，在1978年原计划投入试验生产。但是，1978年一声“春雷”把这个“文革产物” 下马了。如今21世纪我国面临灾害却缺少直升机运输能力，唯一可靠的竟还是为数不多的俄国的麋鹿和美国的黑鹰。若曾有机会中国是否愿重新提高直升机产业？要是当年直7搞下去,这次救灾那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至少你不卖,我自己可以造,现在自己又造不出,买又买不来,给别人牵着鼻子走,要是青藏高原真的有事,装活塞式发动机的直5是飞不上去的,靠那24架使用了30多年的黑鹰怎么行?现在据说中国又在仿制米17,性能和直7差不多,走了30多年,又从头开始,本来只比人家落后几年,现在比人家落后几十年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毛的战略眼光是邓所没法比的. 　　直－8下马　　现在的直8性能完全比不上已下马的真的直8,真的直－8是中国早期设计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其设计注源类似前苏联设计的米24。其性能绝对可以与当时欧美国家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匹敌。原定于1979年试验生产！结果，1980下马。原型机于当年被解体. 　　歼8II一拖再拖　　真的歼8战斗机，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I型。而是在1974年就定型的歼8II。虽然中国国家军事刊物，对此作出了“技术处理”但是，早期设计的痕迹依旧显露了歼8II不属于80年代的特征。按照正常计划。1982年应该上马的并不是后来再一次从新翻新“放大样”长须鲸I。而是歼8II。但是那个时期没有“洋人”认可是很难设立项目。因此1984年在美国格鲁门公司首肯下，定型并且与格鲁门公司联合改进“和平典范”计划。也称“军刀1”中国空军为此耗费了10年的拖延时间。　　歼9样机免遭解　　歼9战斗机设计定型与1975年。这是中国早期设计的前鸭翼布局的战斗机。其设计好于歼8。是用作中国主力制空战斗机的项目。与同时代出现的美质F14A，法国幻影IIIV。都是同一个级别。其性能与作战能力均不在后者之下。原定于1979年生产的歼9战斗机，随即在80年初被下马，原型机按照要求应该在当年内解体。好在有良知的中国设计者，保留了它。使得今天你可以在航空博物馆见到他的身体。　　歼10亦搁浅　　原计划的歼10战斗机，是在歼9基础上的持续研发的，它的气动布局远比现在的半以色列，半F16要好很多。采用大批的当时较为先进的设计。其技术注源含量不低于同时期出现的美质F16A，F15A。而且他是中国早期设计定型重型制空战斗机。但是，改革初期，它也被迫搁浅。好在以色列人慧眼！把它拿过去。　　多项核潜艇被PK 　　093核潜艇计划，是中国海军早期定型项目。这个项目包括双壳耐压壳体建造。流式冷却散热核技术。潜射早期导弹。鱼雷10A尾流指导武器，反舰鱼雷管道发射导弹。CH1型作战指挥中心系统，K1型水下无反馈卫星接受系统。自导鱼雷规避系统。等等13项重要科技。094型是同时期定行的。他采用前者同类型类似的核技术。而且加入了消音瓦概念。是早期设计核潜艇中的佼佼者。对比美国70年代的核潜艇，它绝对不逊色与“培临斯”级。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它将以中国最习惯使用的方法“边设计，边改进”。顺延到80年代，他的能力与凶悍可见一斑。。但是1981年它与她的姊妹093被搁浅。而随后应该在1982原定上马的095，096级核潜艇。均在1980年被PK。　　反导反变尘垢污　　反导计划。中国早期设计于上海的卫星试验中心，曾经设计并且在西昌发射了1箭多星。而DF6型弹道导弹是中国研制的早期最大的3枚搭载弹头计划。这是中国在即人造卫星出现以后，又一次叫美苏震惊的举动。它的出现将是的中国获得与美苏几乎同步的“多弹头”能力。而且它具备了“二次载入”机制。这是美国在1979年才开始引入的。然而在80年代对和平和幻想中，它砰然倒地，被作为文革产物肢解，1998年，竟然有人在废旧纸堆里面找到了他的设计原型图纸。上面占满了污秽。　　DF7惨遭肢解被销毁　　DF7计划，他的最大搭载能力达到6枚弹头。每枚当量12万吨。在搭载3枚弹头2枚欺骗弹头之际，他的最大飞行距离，抱歉！已经可以覆盖USA。而他的指导机制采用了惯性导航引导指导技术。这是中国首批采用这样设计的导弹。而同时期美国、苏联也开始采用。但是，好呀！终于世界人民看到它被需要它保护的国家肢解销毁。　　大型驱逐舰计划遭雷轰　　大型驱逐舰计划。这是中国海军自49年开始，仅有的一个大型水面舰艇计划。他是在原有基础上，从新设计完成。为了适当解决当时南部中国海域与越南问题。威慑南亚国家。延续扩展12海里。使用的。他的设计与法国海军的同时期“花月 ”，“梅临”级同等。采用了早期的箭楼和体结构，引入了作战指挥中心结构。为此研制了大型平板雷达即最早期的多普勒三座标雷达。他是相控阵技术的前身。而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与1975年建造。1978年下水。他是第一艘安装了A型早期相控阵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同时也是采用了大平板三座标多普勒技术。但是中国原本与他同级别，同档次，同等能力的。准宙斯盾驱逐舰。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连图纸都没有留下。　　两个民用也不准生　　在那个代，唯一很少遭到打击的就剩下民用火箭了，因为他不至于引发“盟友震惊”但是即便如此，1975年定型的2个型号大推力1吨级火箭，均在挥刀自宫下得到了超生。　　10年未造1艘核潜艇　　中国在一声轰雷中结束了自己的先进以后，在1997年，1998年与俄罗斯联合研制（实际引进俄罗斯技术）使得093级核潜艇达到俄罗斯VIII级技术标准，但是这与他早期设计中标准几乎倒退了1个量级别。094也是如此。而中国海军为此却拖延了整整17年。在这17年内。美国海军发展了约6代。俄罗斯海军3代。法国海军2代。英国2代。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79－1989年，没有制造过1艘核潜艇。　　下面再说说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的下马　　自动放弃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　　80-84年，中国果断选择了大型机计划即863工程的1代长城（曙光最早前身）。而日本，此时无论技术，市场。都基本与美国同步。但是，一贯自大的日本人，感觉自己在大型机方面完全可以崛起于亚洲。因此，不切实际的盲目开始大型机算计研制。但是，在设计研发中，诸多技术难题至使日本感到难以前行。而美国为了达到早期的技术垄断，因此以科技交流形式，误导日本大型机发展。阻碍其象XL大型集成电路发展。使日本陷入歧途。而80－83年。中国自己已经完成长城1代大型机，以及曙光1号巨型机的制造与研发。当时的，中国人因此刚刚改革开放，因此非常想得到自己与国际高科技技术的行业内标准相差的距离，生怕自己进入"闭门造车"时代。1982年长城2号大型计算机及其重要的技术资料，被那时天真的中国带到了"纽约国际科技博览会""东京新技术交流会"。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技术壁垒，并且采取中国人一贯的"自卑弱点"，低着头走进所谓国际科技殿堂。在东京日本专家发现中国计算机技术遥遥领先他们的时候，十分丑陋的以所获得的美国诸多学术资料来对中国人进行科技欺诈。告诉中国人"你们的长城早已是十分落后的产品了"。但是在美国，美国军方对中国大型机算机技术的高超，给予了十分高度的关注。在两者几乎同时代将进入亿次计算时代，美国军方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是，美国人思维不同于亚洲人，直线化，单一化。尤其在科技领域，有点刻意古板，一是一二就是二。因此美国希望与中国秘密制定"高级计算机技术协议"来控制这种技术流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这些华约国家。但是，中国没有答应。　　日本，则是借此次交流会机会，于第二年自行开发所谓大型机算计系统"昭和1"，当时，日本精密加工的确比中国好，因此外观漂亮，不像中国的"土气"，中国专家们一度放弃了长城、曙光。1984年初863计划全面开始之后，由于当时北京政府强制下，该计划才没有被勒令下马。但是，中国科学院递交的报告称：长城、曙光，由于技术相对于西方国家，处于落后阶段。因此建议作为民用。多么愚蠢的举动！无偿出卖了自己最先进的科技，而且还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悲哀　　1985年"XX"电脑公司，这是美国唯一一家全华人自主知识产权的硬件体系电脑公司。美国政府为了技术封堵，迫使其XX公司与美国IBM合作。XX公司不得已，向中国求援。而此时，中国采取的一切对外软化外交，为了"睦邻友好"，断然拒绝XX公司回国，日本此时则果断接受。并提出邀请。但是，XX公司坚决拒绝与日本合作，于1986年宣布破产。自此INTEL从此打掉唯一个华人竞争对手，与APPLE一起完胜美国计算机个人系统霸主。　　自动放弃工业自动化项目　　1985年日本在"睦邻友好合作"大旗指引下，参观了沈阳某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再一次在日本"进口"同行面前显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几乎整个自动化项目都拿出来叫日本人进行所谓"审定"，但是作为日本此时完整工业自动化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中国是已经成形的科技项目。只是尚未大规模推广而已。1986年。日本对外宣布首次制造研发成功整体化工业自动项目。而此时中国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自动放弃数字焊接系统　　1988年就是美国和平典范计划刚刚结束。中国国内所谓"美国民主，西化中国"思潮不断上升。那个时代，一切国产科技技术都是垃圾的理论到处都是。上海X船舶制造与日本进行"睦邻友好"，把经过自己多年心血研制的"XXX型集约化数字焊接系统"无偿的又一次卖给日本。这套系统，是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在秘密条件下利用早期俄国电子机床，自己设计的。可以说80年代亚洲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在日本"高度审视下"。被勒令下马。1989年中日签署进口日本大型焊接系统。大约是3亿左右美金。但是由于89事件被停止。1992年通过与法国XX公司交流合作，中国人才如梦方醒。引进的法国12亿美元电子数控设备。其中80％是中国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友好的专家给审视掉了"。　　这些都是高科技。至于类似诸如用雅马哈摩托车技术换取中国宇航精确导航技术之类的愚蠢的所谓合作，当时的中国时何止这些。要说日本为何至今民用技术，依旧强大于中国，其结果80％的贡献是来自日本的"友好邻邦"中国。;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398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一个法国和尚的故事》ZT: 热度 2 Chico 2015-10-23 03:30; 信仰，跨越了肤色、国籍，他有高鼻子、蓝色的眼睛，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披上红色的法衣，融为高原上最宁静、动情的风景，更化身为东西方文化、科学互通的一座桥梁。本文原名《一个法国和尚的故事》，是香港觉真法师采写，刊登在《香港佛教》上的真人真事。马蒂厄·里卡尔，这是我们的主人公——一个法国和尚出家前的原名。马蒂厄出生在巴黎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让-弗郎索瓦·勒维尔是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著名哲学家。母亲雅娜·勒图穆兰，是一位画家。（这位母亲后来在儿子的影响下也皈依佛门，成了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则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出身这样的家族，不用说，马蒂厄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有素的系统教育。他生于1946年，22岁时就获得了巴黎理工学院的理学博士学位，并且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朗索瓦·雅科布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又在巴斯德学院任研究员，从事生物学方面的高等科学研究。说这位“和尚”，出家前已系统地接受了欧洲的也就是西方的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教育，我想是并不为过的。旅行——走向东方，第一个师父 1966 年，20岁的马蒂厄，还在巴黎理工学院读书。有一天，他看了自己的朋友阿尔诺．戴雅尔丹摄制的一部关于西藏佛教大师的电影，其后又看了他的另一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从印度大吉岭带回来的录像，还听了他们在喜马拉雅山所遇的一些描述，马蒂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受到了那些精神大师的吸引。最感到震动的，是他把西藏的佛教修持者，看作是“最符合我们理想的圣者、完人、哲人”。这些人，是智慧的活榜样。于是，他在内心对自己说：“如果有可能，在人类方面达到完善，那一定就是如此。”尽管这时他对佛教没有任何概念，仅仅从电影、录像中所感受到的，他已预感到佛教有一种深刻的启发，一种通过对比而看到了希望的源泉。是一种什么对比呢？我们不会忘记，由于他的家庭的原因，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许多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可是，在他看来，尽管他们有才华、有知识、有技艺、有成就，但总觉缺了一种东西，十分重要的东西——人的完善（perfection humaine）。越是与他们对比，就越是让他更倾向于那些西藏的佛教大师。于是，他从巴黎动身，走向东方。在他出发之时，给他看佛教录像的那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托他带一笔钱，转交给印度的一位耶稣会神父，由神父供给一位西藏大师康玉尔仁波切。这位大师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马蒂厄到达的第二天，无巧不成书遇上了康玉尔仁波切，70多岁的西藏喇嘛——他的第一位师父。他在师父的身边整整三个星期，语言也不通，除了静坐、冥想，别的什么也没有。然而，马蒂厄后来回忆说：“是他的人身、他的存在，给我以印象：深沉、力量、宁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开启我的心灵。” 三个星期后，他又旅游了喀什米尔、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最后因为得了伤寒，不得不返回巴黎。回到他工作的巴斯德学院之后，他不断回忆着他那西藏师父的品质，他终于认识到了与这位师父相会的重要性出家——为了生命的意义，为了改造自己记得上海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说过：“只有佛教是真正改造自己的。”她说这句话是在她生命的晚期，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然而，巴黎的马蒂厄在70年代就说过相同的话了。 1967 年到1972年，马蒂厄在雅科布教授的身边从事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已达5年，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这时，雅科布派他到美国去开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但是，他的心在喜马拉雅山，他要把他的科学精神用在完成一项“真正的内心改造的极有生命力的研究上”，他没有去美国，为了重新会见他的师父，马蒂厄又回到了印度。这一次，他在他师父康玉尔仁波切的身边一直生活到1975年他去世。接着，他又到师父所住的寺院上方一个小隐修院中去继续修行。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他的第二个师父——狄尔戈·赫延采仁波切。赫延采仁波切是来为已故康玉尔仁波切主持荼毗（火化）仪式的。当时马蒂厄原准备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按照传统掩关三年。他问赫延采仁波切，赫回答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一直在我身边学习。”就样马蒂厄在他的第二位师父身边又生活了12年。听他的教诲，侍候他，陪同他旅行。期间，于1979年，按藏传佛教的仪式披剃，马蒂厄做了和尚。正如他的哲学家的爸爸所说，他的儿子皈依佛教，“既不是为了从中找到一种生存的补充，也不是为了一种将按西方的标准正常地进行下去的生涯，找到一种精神添加物。而是放弃这个生涯，完全投身于佛教实践。” 儿子在回答爸爸的提问“为什么你萌生出家做和尚的这个决定”时，说得更直率：“我确实有过科学生涯，可是我的出家做和尚，丝毫也不构成对于科学研究的否决。科学研究，即验证科学研究却不能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科学尽管本身非常有趣的，并不足以给予我的生命以一种意义。” 马蒂厄·里卡尔（资料图）他还告诉他的哲学家的爸爸：“我对佛教的认识，对现象世界（monde phenomenal）的本质和对精神本质的澄清（elucidation），这是内心改造的结果。” 哲学家的爸爸也有点弄不懂了：“你的父亲和母亲原都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你又在一个科学的环境中接受了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的教育。你与那位哲人的第一次交往，他虽然没有对你说话——因为你们那时实际上不能以任何语言进行交流，却对你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你究竟是属于宗教意义上的皈依，还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感悟呢？” 这一回，真的轮到儿子来给爸爸上课了。马蒂厄说：“我觉得我是带着天真未开的心灵来到了佛门，这对于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幸运。正是与一位精神大师的相遇启发了我的精神道路上的真正献身。这位哲人康玉尔仁波切，他代表一种完善。赋予他的价值的，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而是一种直接的经验，一种验证——得自于我自己的感悟。” “我怎么领会佛教呢？它被宗教人士排斥，他们说它是一种无神论哲学，一种精神科学。而哲学家们又不把佛教归于哲学，说他是宗教。所以佛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公民权。但也许这正是一个优势，它使佛教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如果人们所说的宗教是指对一种教义（dogme）的赞同，人们出于盲目的虔诚而接受它，根本不用去亲自证悟，那么，佛教确实不是宗教。如果人们所说的信仰，是指对于真理的发现而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不可动摇的确信的话，那佛教决不排斥信仰，信仰也就是面对这种内心改造的惊叹。” “佛陀一再教导我们，要考察他的教导，思索，求证，不应当仅仅出于尊重而接受它们。就本质而言，佛教是一种存在于一切时、一切环境都适用的智慧。佛陀的教导就像人生的指南，使人走上到达觉醒、到达对于精神世界和现象世界本质的最终认识的道路。” “所以人们尊敬佛陀，不是作为上帝，作为一位圣徒那样被尊敬，而是作为最终的哲人，作为觉醒的人格化身被尊敬的。”我不知道这个法国和尚有没有帮助他的哲学家的父亲弄明白佛家真谛，但我们的确被他的理解所感动了。转世——西藏佛教的特殊经验我在跟随恩师茗公上人转徙江浙粤各地讲经的历程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化，包括宗教，都是人类的已经验。佛教的思想体系，是释迦牟尼的已经验，也是释迦牟尼以来特别是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无数祖师大德的已经验。要让我这个“未经验”来介绍佛菩萨的“已经验”，而且要让更多的“未经验”的受众来理解佛菩萨的“已经验”，这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在读一位著名学者所著《禅宗与中国文化》这本已印刷九次的畅销书时，不知怎么写了这么一句读书笔记：“释迦牟尼用智慧的眼睛看人，而作者用人的眼睛看释迦牟尼，这就是一种未经验的误差吧。” 我这里没有丝毫对作者不敬的意思，我仍然只是意图说明，以世间的 “未经验”去对出世间的“已经验”作出讥评，恐怕要出笑话了。我的这一思考想不到在马蒂厄这个法国和尚的身上也遇到了。马蒂厄跟随他的师父赫延采仁波切生活了15年。1991年赫延采仁波切圆寂了。1996年马蒂厄父子来到加德满都的一所寺院，这里要为一个3岁儿童举行坐床仪式，确认他为赫延采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可是哲学家的父亲把这看成为迷信，而且还认为佛教不是讲涅槃，根本不须要转生到另一个存在的吗？儿子回答父亲的问题很巧妙，他分三个层次来告诉他的父亲：“第一，西藏佛教所说的转世并不是实体的迁移，也不是灵魂的转生，而是一种‘功能’的‘连续’。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灵魂或一个人的本体在从事转世的行为，这可看作脱离了肉体的意识流的调节。佛教认为一切存在的状态，并不限于现在的生命。” “比如，我们已经认识了出生之前的存在状态，那么，我们还可以认识死亡之后的存在状态。我们是否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存在一个与肉体相分离的非物质的意识？既然生存状态是连续不断的，那么又是什么将这些连续的生存状态连接在一起呢？这是一种连续（Continuum），一种永久进行的意识之流，但没有任何一种独立实体在其中通过。说白了，这是一种功能的连续。” “第二，许多西藏的佛教大师们，同在山洞中隐居修炼了17年的顶果钦哲仁波切一样，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静观（禅定）了。在他们之中，不少人达到了一种对精神的非凡控制。实际上，我在他们身边总共生活了20年。” “他们能证明存在着一种非物质的意识，而且还能感知另一个存在者的意识之流（注：俗称为他心通）。这些人，我从没有听见他们说谎，他们从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在他们身上我从没有发现丝毫对他人有害的思想、言语和行动。我认为合乎情理的是对他们给予信任，而不是轻率地说这是迷信。” “同样，佛陀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意识在死亡之后依然延续。我们虽未亲身感知这个意识，但鉴于佛陀一切可证实的教化，都是真实的、合理的，因而我能相信他表达了真理而非相反。佛陀的目的是为众生照路而不是使他们迷路，是帮助他们离开苦难而不是将他们推入苦难。” “根据佛教有三个标准允许人们将一种断定视为有效的，即：由直接经验所证的真实，不可否定的推断和值得信赖的证据。现在，我就要说到我自己的直接经验了。” “第三，我的导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去世后，他最亲近的弟子和同伴之一，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说在梦里，接受到了顶果钦哲仁波切转世灵童的父母的名字，以及我们应去寻找的地点。我完全清楚他，他要寻找这个世界上他最尊敬的人的转世化身，其目的不是去找一个寺院的住持，而是要确认一位哲人的精神的延续。” “希望找到这位后来者，仍保有像前任一样能够救渡别人的崇高品质。现在惟一能最终证明有一种非物质意识的实在性的，就是西藏佛教中转世的存在了。” “和他们相处的20年中，我多次验证到他们确实知道我本人的刚刚产生的思想。举个例子，当我有一天在静观中沉思时，我忽然想到我在年轻时杀死过不少动物，有一次还用枪向一只兔子射击，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生命的伤害。” “我决定去找当时的第一个师父康玉尔仁波切，向他忏悔。我来到他的面前，不等我开口，他就通过他的儿子（当时我不能说藏语）翻成英语对我说：‘你一生中杀死了多少动物？’我微笑了，只此一次，就足以开放精神。我还应该说，这些西藏大师总有一种谦逊的态度，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种体验，但他们很少让它显露出来。” “他们不喜欢炫耀自己，也不愿让别人留下印象。正是这些大师根据他们的体验，常常谈到意识在死亡之后的一种状态。我这才明白，如果人们将信仰定义为一种由经验而产生的确认，那么怎能降低他的虔诚呢？可惜要让一个未经验的人，去分享别人的经验，那的确是很困难的。偏偏佛教的信仰是反对教条的非理性的盲从的。” “现在要接续到前面的故事，由我自身的亲历作证了。我在接到前面所说的那封信后，亲自参加了寻找恩师转世灵童的工作。经历了说不尽的种种困难，终于找到了那个儿童。他生于1993年，当时才3岁。一发现这个孩子，我们决定在一个山洞中为他举行长命仪式。” “主持仪式的大师要给每一个参加者分发一点纪念品（圣物），那个3岁的孩子从主持者手中抢过圣物，一定要由他自己来颁给。尽管他当时实际上才两岁半。他清清楚楚地喊出了许多人的名字，包括顶果钦哲仁波切的孙子。” “最惊人的还不是这个，在当时一百多个出席者中，有一位已故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老仆人，他从几百里之外的不丹王国赶来。当这个两岁半的孩子祝福完了靠近的一些人之后，主持人问他：‘现在……完了吗？’孩子说：‘不，不。’他用小手指了很远地方的一个人。一位和尚跑过去，指点着那一群人中的某个人，‘这男人，这女人……’都不是。一直点到了那位不丹来的老仆人，孩子才说：‘对，是他！’人们把老人让到前面来，孩子立起来给他祝福，那老人泪如雨下……” 在听了儿子三个层次的陈述后，父亲终于说：“这个特殊的孩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记忆（MemorirePhenomenale）：我不怀疑这些内在的实验证明，对那些体验到它们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性。你说到的这种亲证的经验，只有有过它的人才是完全有说服力的。” 马蒂厄又告诉他的爸爸说：“2500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使形而上学理性化，使形而上学像数学一样严密，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办到。因为，从本质上说，形而上学不属于这个亲证系统。亲证系统属于精神实现，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在性。” “肯定的是，我在亲自见证了思想传递之前，我当然不会相信它。那个两岁半的儿童从众人中认出那位老人并使之走近他的这件事实中，我有幸亲眼看到了。但我在精神道路上的最深刻的确信，并不是来自这类事件，而是来自我对静观（禅定）真理的每时每刻的确认。指责别人错了的往往总是在科学领域，可惜人们不能将静观（禅定）研究的结果，强加给那些没有向这些结果敞开心灵的人。” 结束——探讨不会结束，人类仍将不断认识自身为了印证儿子的精神实现，哲学家父亲跟随做了和尚的儿子，从巴黎来到印度、不丹、尼泊尔，还走到了喜马拉雅山，他们一路倾心交谈，通过对话，互相探讨。从精神科学、佛教心理学、静观（禅定）科学一直到格式塔心理学、分析心理学；从羯磨（karma）、轮回（samsara）、涅槃（nirvana）、中阴期到闻思修、自度度人；从佛教到其它宗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从哲学家、历史、科学与政治一直到当今的社会现实……，他们都有精彩的深入的探讨。一个从佛教的义理、出家后的体悟，侃侃而谈；一个从思想家的襟怀、哲学家的广博知识和对儿子的理解，不偏不激，实事求是。限于此文篇幅，我不能不结束此文了。但他们的探讨不会结束，信佛的人和不信佛的人、东方和西方、科学家和佛学家总还会把这样的探讨继续下去，人类仍将不断认识自身，不断开发人自身的内宇宙。一个法国和尚的故事，是佛教的种子落入西方土地后盛开的无数鲜花中的一朵。这位父亲——哲学家让·弗朗索瓦有一段话既幽默又值得深思。他说：“虽然近来巴黎出现了‘咖啡馆哲学家’，他们举行自由参与的公开会议，但是他们所激起的争论的水平，几乎不超过柜台的水平。近来在西方表现出来的对于佛教的惊人的好奇心，是不是由于这一空白，由于没有值得人们感兴趣的争论？” 这使我想到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的一句话，他说：“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是佛教到达了西方。”他的儿子从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跑到东方来出家了；许多中国僧侣、西藏喇嘛走上了西方各国高等院校的讲台和欧洲著名修道院的演讲厅；甚至许多西方的基督徒，对佛教也都形成了一种高度的见解。如美国著名的苦修会教士托马斯·梅尔东也为他到一些佛教师父身边居住了一段时间，增进了了解“而感到幸福”，说：“佛教徒中有众多的达到了冥想和静修的非凡高度的人。”东西方长期的隔离，今天已被打破了。隔离的沟壑，只是缺乏交流。拒绝交流就是制造隔离。而隔离和隔膜，都是很可怕的。马蒂厄——这个法国和尚说得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互相无知之后，在最近的20年，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的一场真正对话，已经开始建立，佛教就这样取得了它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应有的位置。我们从早到晚，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与我们的精神打交道，这个精神的最微小的改造，也会对我们的生存过程和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产生巨大的影响。” 【补充资料：康玉尔仁波切】康玉尔仁波切，即是宁玛派大伏藏师——甘珠尔（Kangyur）仁波切。甘珠尔仁波切从西藏移居印度大吉岭山区。在他晚年的7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正开始探索东方的性灵智慧，逐渐成熟了藏传佛教盛行西方的因缘。当中，甘珠尔仁波切特别与来自法国的寻道者有缘，例如:《僧侣与哲学家》一书的作者马修．李卡德（一译马蒂厄·里卡尔），即因与甘珠尔仁波切直接相处的经验而开启他的学佛修行之道——“7年，我住在我老师康玉尔（甘珠尔）仁波切那里，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 甘珠尔仁波切的长子贝玛汪加仁波切在访法教学期间，为前后二任宁玛教主——敦珠法王和顶果钦哲法王的访法之旅奠基。近年来，甘珠尔仁波切的转世——尼泊尔的明就仁波切，即常受邀说法。明就仁波切着有《根道果》《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影响甚广。; 个人分类: 佛教文章|51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屠呦呦的获奖与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 热度 2 稻草 2015-10-7 11:01; 以屠呦呦获奖为契机加快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靠什么？靠人才，靠什么人才？靠创新人才。科技创新人才如何涌现呢？这个靠国家的科研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应该是：创新成果是衡量创新成就大小的标准。毛泽东时代科技创新价值标准很明确，就是要有成果，要解决问题。只要你能够创新，不管你是工人，还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行，更不用提，你是不是博士，或者留学博士了。 1978年以后，邓小平作主，他瞎吹中国科学的春天来了，实际是中国科技的官僚化、专制化。这种官僚化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中科院，大学，研究所，企业高级工程师评选，必须符合官僚化的条件，例如文凭，论文，英文，职业，单位，行业等等。科技官僚集团制订这些规则，目的不是科研，而是分享“经费”。因此，一些真正有科研能力的人，得不到科研经费，一些得到科研经费的因为是通过官僚体制便可以获得，也就糊弄了事，反正有的是钱，都出不了成果。 1978年以后，真正还出了成果的，恰恰是毛泽东时代集体科研保留得好的单位。例如航空航天，中科院CPU研究所，铁科院高铁研究机构，军工研究机构等，其他，国企被官僚化、官有化后创新力主要是山寨例如中国汽车工业，民企基本没有创新力只是山寨，有一个华为有点创新也是沿袭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科研创新模式。现在这种体制肯定是不行的，要彻底改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科院、大学、研究单位、企业等，只有一个标准，科研成果决定科研成就，其他一切条件放开限制。这就叫该放的权力要放，不该拥有的权力坚决不要，让科研本身的规律决定一切。信息时代，集体创新是最先进的创新模式，举国创新更是攻克难关的好模式。国企更要强调集体创新，民企也要搞集体创新，个人也可以创新。这才是万众创新的模式，国家要以科技部为组织机构，把国家队、集体队、个人队都配套相应的政策支持，让它们发展起来。尤其国家队要承担大项目，举国支持，科学规划，明确任务，采取集体、举国创新模式，早日攻克难关，例如数据存储器、手机操作系统、PC操作系统，糖尿病、癌症和牛皮癣等疑难病，大数据管理系统、大数据硬件配套系统、大数据处理机系统、中西医统一理论、统一科学、暗物质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科研体制的改革是否能够落实，关键是科研组织是不是有推动力，因此，改革科研组织及其领导成了改革成败的关键。龚自珍说得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人，加油吧！邓紫棋 - 瞬间.mp3 看看下图，欣赏一下毛泽东时代科研人员的风彩吧，最后一张是屠呦呦！; 个人分类: 原创散文|4609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企业不讲政治是一个十分错误的认识: 热度 1 稻草 2015-6-16 10:41;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就是为资本家赚更多的钱，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为资本家服务。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企业赚钱的同时，要兼顾老板与员工的政治平等，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有的人忽略了这一区别，导致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企业不需要讲政治，只要赚钱就行。实际上呢？对于资本主义来讲，资本家只讲赚钱就是讲政治。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不能只讲赚钱，还得兼顾老板与员工的政治平等。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的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文化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家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都是讲政治的，区别是讲的内容不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搞政企完全分开，忽略企业文化的建设，这种认识的后果也是十分可怕的，会导致中国国家意志堕落，走向资本化，走向整体崩溃，最终国家灭亡。因此，企业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每天泡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的，每天都在讲政治的。;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82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文科知识分子与亡国灭种: 热度 4 稻草 2014-12-23 10:02; 文科知识分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载点，纵观历史，从文科知识分子的表现，可以看出社会政治的好坏：当他们站在老百姓一边，那么，社会发展就是良性的，正常的，站在少数利益集团一面，社会就是腐败的，甚至亡国灭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朝，宋朝被外敌灭亡时全国约1.1亿人口被杀得只剩下3000多万人。众所周知，宋朝是文科知识分子的天堂，整个国家重文轻武，在这种背景下，一大批文科知识分子突踊出来，它们不但文学成就突出，并且都是大地主，大土豪。这些人包括唐宋八大散文家中的6位，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及著名的范仲淹、司马光等同志。这些人非富即贵，与唐代李白的颠沛流离，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仔细分析，你可以看出，宋朝的文人都是站在少数利益集团一面的，唐代知识分子主流是站在老百姓一边的，由此也证实了唐朝的政治清明，宋朝的政治腐败。司马光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他反对一切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维护宋朝的唯心主义腐朽统治。宋朝不但自己奉行以皇帝为中心的道教唯心主义主流价值，而且宋朝还诞生了二程，朱熹这两大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家，并影响直到中国的五四运动，及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前后。二程及朱熹这两大祸害思想家，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宋朝以来的，科学黑暗时代的理论基础，或者主流价值，使中国从此远离科学，走向衰落。总之，远离老百姓的文科知识分子，必定是要祸害老百姓的，尽管它们的文学成就出色，但也掩盖不了他们对亡国灭种的政治“贡献”，历史的耻辱也将永远伴随着他们。;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585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为毛泽东辩护: 热度 3 稻草 2014-12-5 09:57; 为毛泽东辩护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博士（1998年9月于新加坡文礼住所）　主要内容：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计划生育与农民　　民主与独裁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毛泽东与女人　　毛后过渡时代的粗糙政治运作（这部分标题和内容做了大幅度删减）结语　　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就要到了。作为新中国创建人的毛泽东至今受到各种议论、批评、甚至指责谩骂。当今日的中国面临什么困难时(如城市住房紧张在于毛泽东没搞计划生育等)，人们还象八十年代那样将毛泽东作为代罪羊。至于这些指责的合理性已没有人深究了，因这些指责一般都不会遇到强有力的辩护；甚至中共中央也不会正式出面为毛辩护，因担心这可能导致外界对改革开放方向的误解。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电脑网络上照例是一阵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作者再也按捺不住积蓄多年要还毛泽东本来形象的冲动，为毛泽东，也为自己和千百万人的感受和尊严辩护，为本来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荣耀辩护。也为了纠正已被扭曲二十年的一段历史。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说明：该章内容在写《巨人的背影》这本书时进行了扩充，后授权北京一机构将书中该章全文刊出。刊出时，该机构网站将名字改为《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并首次将作者名字前加了个定语“新加坡学者董玉振”。读者可以上网搜这篇文章阅读）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至于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则很少人细究。就井冈山和延安根据地时期来说，在中国也算是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满足几十万军民的生活和战争需要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没有成功的经济管理能力，要确保根据地的长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贬之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边缘？”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亿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能称之为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作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调节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劳动力。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他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机会。毛泽东的经济实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中国在工业和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环境下，只用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并不很差的基础上并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至今推不出一辆象样的国产轿车。　　当广泛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毛后时代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毛后时代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毛泽东去世后，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亿美元)为代表的洋冒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很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后来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毛泽东另一项让今人能作事后诸葛亮的即闭关自守，不搞对外开放。在建国前，毛泽东曾表示过访问美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建国不久中美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更让老美颜面扫地。围堵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在军事上，东面有台湾、日本、南韩美军基地，东南方有菲律宾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紧张；越南战争使中国南国境线吃紧。从解放至毛泽东逝世恶仗不断，计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六二年中印之战，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苏联威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紧接着珍宝岛战争，七四年西沙之战。如果中国对外开放，也只能面向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泰国。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台，港，东南亚至到八十年代初还没能力大量输出资金，即使有良好开放环境，也难有所作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打开窗户进来苍蝇的同时还能进点新鲜空气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则只能进来苍蝇。毛泽东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他一生何曾惧怕过挑战？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担心外来思想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对毛泽东的根本不了解。建国至中苏决裂，中国的国门曾面向苏联、东欧打开；这种开放是以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这期间，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就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相对收益而言，这段时间决不逊色于前十多年开放的成果。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作者在此也无意为“大跃进”辩护。令作者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发生的“洋冒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计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人们却对“洋冒进”低调处理；华国锋因当时所处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无意间背上了这口黑锅。　　“洋冒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洋冒进”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否则，中国的经济真要被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冒进”的另一恶果，是由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不可挽回地继续走重型化的道路。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办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冒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如果说“大跃进”的后果已经弥补的话，那么，“洋冒进”的影响将长期地持续下去。当一九八一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责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山河残破，国无宁日。只有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统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内部环境。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代人来说，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长的错误也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毕竟他们也是出于良好的心愿，而非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换了别人也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目的应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先贤。更不应以双重标准，贬毛以扬邓。　　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邓改革的合理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后来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计划生育与农民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时代和毛后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实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用处。1980年开始中央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对农民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为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乡说，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三、四千元(人民币，下同)，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单一个三百人的小村庄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具等。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好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并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的异常脆弱。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即使毛泽东当时强制推行人口控制(允许生二胎)，考虑边远地区的隐性超生，今日的中国人口也将不少于九亿，难道说人口问题就解决了吗？　　计划生育罚款开阔了基层干部的胃口，在计划生育罚款开始不久，农村乱收费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就高达三十多项。名目繁多的收费已使“干部进村”和“鬼子进村”具有同样的含义。农民集体砸坏乡镇政府、赶走干部、乃至干部吓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九三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作者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幸灾乐祸”，“幸”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农民的希望，对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认识。老实且富忍耐力的中国农民只要过得去，就不会到政府门前示威，也就没人注意他们的遭遇。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但他们不积极行吗？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余钱购买下一季的化肥等生产资料。“文革”期间，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约为十至十二小时，现在至少会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当改革让他们获取大量收益时，政府和贪官的手又将其全部拿去，留下几枚可怜的硬币。农民的节俭会让他们几年后建起砖房，买上电视，但他们对此并不领情。他们说“如果按当年毛主席的方法，咱们现在也会盖新房，买电视，干得也不会这样累”。农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作者开始读博士时，对家乡农民来说无疑是学识“渊博”的。每次放假探亲，乡亲们总焦急地问：“政府还让不让咱们活”，“共产党还是毛主席那时的共产党吗”，“以后这农业怎么搞法”。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呼吁“政府能让我们歇三年，也能攒点生意本不”。很遗憾，我无法给他们一线安慰。由一群不懂农业，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制定的农业政策，是不会给农民机会的。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乘上经济发展的头班快车。当内陆地区农民商品意识觉醒，准备搭上后一班快车时，计划生育罚款和无穷的收费已无情地剥夺了他们买票的权力。也许，内陆地区的农民们已永久地错过了本来存在的发展机会，因创业的成本越来越远地偏离他们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国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对农民的二十九项收费。这是涉及农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只需到农家小院站上五分钟就能发现它的荒谬。之后，作者曾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考虑将粮、棉、油基本作物有关的农业税全免，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税收削减，并将其不再纳入中央和省级税。这一基本合理的建议显然未被考虑。农业税在中央和省级税中(工业落后省份例外)所占比例很小，经开源节流，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影响。和干部吃喝开支(二千五百亿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这确是给农民的一点安慰和希望。（新注：一直到2003年第四代上台，笔者的这一十多年前的建议才成为政策）　　如果您到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城走一遭，会见到漂亮的路灯、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厦。可当您得知这儿没有一家工厂赚钱的时候，就会明白是谁在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转。给农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给城市一份希望，给国家一份希望。国家对每个城市人口在市政、就业方面要大量投资，国家给农民的仅是一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固然，农村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养活众多的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以“投入产出比”这一贯用的方法来评价的话，考虑劳动量增加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及子女教育费用(属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增加等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根本就是一场失败。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农村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乡镇企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象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黥吞。象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对毛后时代的政治领袖，农民们虽然不少痛苦的遭遇，却谈不上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搀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凹痕。　　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他国民党人士。由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一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系，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实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参政重要。在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泽东太高的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毛泽东传》形象地描述为“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然的。很显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拥有民主开明思想的另一例证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首次提出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两岸各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思想。邓小平作为第一位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的领袖，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历史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哈尔滨、北京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nbsp; 　　民主与独裁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毛泽东与女人　　毛后过渡时代的粗糙政治运作（这部分标题和内容做了大幅度删减）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与女人　　毛泽东一生最大遗憾莫过于其婚姻生活了。从《碟恋花·答李淑一》中可看出毛对先妻杨开慧的深情已然。这种对先妻的感情对毛后来的婚姻的影响将是不可避免的。杨开慧在毛的事业前景未明时与毛相爱，对毛关爱有加，最后因毛而亡，令重情和怀旧的毛泽东不可能完全割舍掉对先人的感激和思念。无论是贺子珍，还是江青都无法取代杨在毛心中的位置。毕竟她们是在毛的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取得党的领导地位后进入毛的生活的，虽能共同革命，但无共同经历苦难岁月的经历。没经历过坎坷磨难考验的爱情和友情是相当脆弱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了解一下那些历经磨难而成功的商界钜子对潦倒时的朋友亲人，和对成功后接踵而来的友情和美女的不同感情，就能更好地了解毛后来两次婚姻的遗憾。　　从毛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情调和对所歌颂对象的深情，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改造也体现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义。是否可由此推论，他对自己的婚姻有着某种梦幻般的期盼，这是基于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宾的夫妻深情，这种婚姻远离事业成败得失、名誉权位、物质追求等一切世俗内容。很遗憾，他的地位和权力注定了除杨开慧复生，没有人能给他带来这种婚姻上的满足。　　毛后来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令贺、江始终无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机会。从一些毛泽东身边人员的回忆文集中也可看到，毛与贺、江性格上不是很合的来。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毛后两次婚姻的悲剧色彩。毛贺的不和是贺离国的重要原因，并为江进入毛的生活留下了空间。有人认为毛对贺“始乱终弃”，显然是不客观的。　　毛和江的关系在建国前已经触礁，他曾讲“要不是快进城了，非和她离婚不可”，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负责和无奈。　　建国后，毛泽东的生活中是否出现过其他的女人，这是被议论较多的话题。建国时他才五十五岁，和江青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如果他不是领袖，可以选择离婚；以他大诗人的浪漫、文学家的风采、哲学家的智慧、书法家的洒脱，再配上他那伟岸的形象，幽默的谈吐，吸引成群的美女当不成问题。然而他的地位使他放弃了离婚的权力，作为人而不是神，有个别其他女人出现在他空白的生活中应是非常正常的。在这方面，作为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炎黄子孙们，是否应对他老人家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呢？更何况在他放弃离婚的权力时，已同时体现了他牺牲自我而对国家负责的高尚人格。很显然，以江青在同时代政治家中的不受欢迎，即使毛选择离婚也不会影响他的权力，但却会在百姓中造成不良的示范作用，且有可能对江青的人生造成难于预料的后果；作为重情人，毛泽东肯定不忍心。　　对毛泽东形象造成重大伤害的当数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简称《回忆录》)。据多位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书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描述李到毛身边工作之前的事，这部分内容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自己杜撰。从该书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关系密切程度到了可谈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程度，这与毛泽东的处事风格有出入。毛是一位颇有某种神秘感的人物，就连周恩来等相处半生的人也不易把握毛富于超越性和跳跃性的思维；考虑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赖，他不太可能和李谈论有关党内斗争的事，毛应该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对毛和其他女子关系的描述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卫士长或秘书的许可，李不可能进入毛的房间。在毛不方便时，李更不可能有机会一睹内情了。　　假如毛对李的信任程度真的达到可谈重大政治问题，及特许李在任何情况下可径入毛的房间(我相信毛宁可将这种私人感情给农民出身、跟随他半生的卫士长李银桥，也不会给交往不久、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李志绥)。那么，李将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友的私生活抖露出来，又算什么呢？出卖别人信任的人只能是小人。一个小人的书是否值得相信和捧场呢？很遗憾，有不少人将《回忆录》作为攻击毛的又一颗重磅炸弹而反复使用；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轻信，便是故意或别有用心。　　世界大出版商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则，出版商有权要求作者做一定的修改，如果作者一定要出版的话。《回忆录》的内容显然附和了一些西方人搞臭共产国家领袖和他们不喜欢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方向。要求作者对某些内容作扩充甚至夸张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更怀疑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此书的出版。　　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传机器将自己的价值观推销给世界，当然包括对大人物进行美化整容或丑化。它不会放弃任何好机会将它的好恶强加于人。接收最成功美容手术的莫过于亚伯拉罕·林肯，他被美化为解放黑奴的英雄总统，并被全世界所接受。如果您还记得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所说：“如果不解放黑人也能统一南方的话，就不那么做(解放黑人)”，就该识破林肯头上虚假的光环。　　毛泽东私人医生的特殊身分无疑颇具诱惑力，以此作为丑化毛的利器将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毛的对手们怎能不善加利用？　　《回忆录》的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轰动。李应能好好享受一下巨著畅销的成就感，大量美元的物质满足，对毛不让他作卫生部长(本人根据知识分子一向的毛病予以猜测)予以报复后的快感。但不久李即一命乌呼。是死于被人利用的苦闷，良心发现后的深深愧疚，报复的心愿总算了结，还是别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李再也没机会更正书的内容，或揭露该书背后的阴谋。　　毛后过渡时代的粗糙政治运作（本节标题有改，鉴于国内制度要求，内容较大幅度修改）本文多处以毛后时代的发展作比较，无意否定后来主要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和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无意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提出置疑，只是为了在比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对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所犯错误的历史必然性。对过去过分贬毛的做法予以纠正，部分地还历史真面目。　　八一年，《决议》获得中共中央的通过，拉开了批毛反毛的序幕。《决议》除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泽东领导下的其余二十年被全盘否定。在全党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各界掀起了检讨毛泽东过错的声浪。文艺界更不甘落后，通过电视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国以来的成就。当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的发达时，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错误，中国就应该如何发达，人民就应如何富有。他们无视其它和中国建国时有相近国情、而已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的存在；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国薄弱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恶劣；“实事求是”变成了反毛的专用借口。毛的语录被刷掉，画像被撕毁，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进垃圾箱。让当时年青的作者感到一丝安慰的还是在农村。农民们将毛主席画像保留，或担心犯政治错误而象春节后送神像般烧掉，将石膏像悄悄藏起；在这些土气的乡下人身上，总算保留了整个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后,知识分子从检讨毛的错误迅速上升到检讨共产党的错误、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发展逻辑。这时中共中央推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不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试图将毛泽东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的作法显然是短见和幼稚的，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和整个中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已熔为一体，没有毛的中共还是中共吗？没有毛的社会主义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没有毛军事思想的解放军还是人民子弟兵吗？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得失可游离于共产党之外而作为个体予以评价，但毛任何时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会主义制度分离，和人民军队分离。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颇为滑稽的集体捞功之举。打开和毛一齐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读毛泽东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觉到他们和毛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是接近的思维层面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大作完成时，其他领袖们还没搞清楚该干什么呢。没有上述领袖们参与革命，毛泽东身边肯定会有其他人参与并取得革命成功；但没有毛泽东参与，上述领袖们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名垂青史。当然，正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们的助手也为科学发现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领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但他们的贡献还没到有资格强调“集体智慧”的地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是长期的、成功与失败的无数次反复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体结晶论”无疑是对此结论的歪曲。　　当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内容如果仅指物质上的，那无疑比过去“幸福”许多；但信仰迷失、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少儿失学严重、百姓怨声载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并不那么“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确、为官清廉、民风朴实的年代更多了几分愁苦。　　《决议》的通过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乱，“六·四”事件是十年来思想混乱的必然结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大骂“共产党当政以来没干多少好事”，能怪他们吗？在中共自己的文件《决议》中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六·四”后某领导同志痛心地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很遗憾，中央始终没有认识到祸根在哪里。国际间存在明争暗斗、利益争夺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国搞“和平演变”也属正常，“必自毁，而人毁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共建立起来的坚实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对执政党和其社会制度的信赖并没有改变。在华国锋时代，中国人思想上还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纯朴和坚定信仰，如毛后时代能抱更宽阔的胸怀，更高瞻远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对建国以来所犯错误进行党的集体反思，对建国二十八年历史指出失误的同时肯定进步和发展事实，用个案处理兼说服教育的方式对冤假错案一次性处理，在不损害毛光辉形象的情况下在领导层面上对毛进行保护性批评，用三、五年时间内实现毛泽东时代的“软着陆”是完全可能的。“文革”在毛逝世后即自动结束，高考恢复、科技大会召开，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继续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导，对过去采取辩证的扬弃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顺利，今日中国的很多弊端也不会这样严重。　　多年来，每当作者想及中共通过《决议》这种疾风暴雨方式结束毛泽东时代，并放任政界文艺界对毛肆意攻击和报复时，总深感惋惜。为国家失去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和政治基础而心痛万分。《决议》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毫无意义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异曲同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创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培养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代领导人和人民。《决议》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八十年代，并影响了一代人。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乱。这即是执政党的幸运，也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还在。知识分子们重新购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掀起了全国性的、自发的“寻回毛泽东”的高潮。他们在《毛选》里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精辟分析，开始用“矛盾的、斗争的方法”辨别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世界。当克林顿访华，向中国的大学生们兜售“民主自由”时，学生们非但没有照单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红辣椒”。　　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成功地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强国未来的重任，虽然当今教育方法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甚多。这是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决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前几年贪腐疯狂的时代，我对我党最终能扭转乾坤走向正确的道路抱有希望，主要原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这一代领袖不仅经历过上山下乡，对底层人民和农村有深入地了解，而且又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政治成熟起来的。如果这一代人无法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那未来堪忧）　　与受惠于毛泽东思想的大陆知识分子相对照，港台部分知识分子在看待国内国际政治问题、中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方面还停留在“六·四”之前大陆知识分子的思维层面上。　　至此，谁还能说毛泽东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完全错了呢？　　结语　　本文并非全面评价毛泽东，因此较少深谈毛所犯的错误，因为批评毛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对毛泽东的辩护也不可能以此文结束，因为对毛泽东的诋毁还在继续。　　对毛泽东声誉的维护，不仅应是中共的自觉行动，也应成为天下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实际上，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遗产已和整个中华民族熔为一体，没有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将黯淡许多。　　在毛泽东身上更多地表现了民族英雄的形象，意识形态仅仅是他实现民族振兴的工具。斯大林对毛的社会主义一直有所保留，一位美国学者曾讲：“毛泽东是唯一有勇气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他发现籍此不能带来民族振兴的话”。他革命所走的道路和所建社会主义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的模式有很大差别。确切地讲，毛的社会主义应称“民族社会主义”才比较贴切。　　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孔子、孙子、毛泽东则是为数不多的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伟人。当世界众多军事机构对毛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世界范围的游击队将毛的游击战术作为必学内容，不同政治信念的各国政治家们对毛推崇倍至，国际众多学者穷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经济发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将毛看成他们的力量和榜样……，当您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那清晰的毛泽东头像，作为炎黄子孙，您能毫无感觉？那里面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产党，只有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　　当全世界印度人尽力维护圣雄甘地的尊贵，美国人拼命美化林肯的嘴脸时，中华民族的成员们却为了一己之欲而涂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们一定忘了，毛泽东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优秀素质和丰厚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时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荣耀。他们是否意识到，一个不出英雄只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难称“伟大”的，一个诋毁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视。　　当作者读到多篇由欧、美人士撰写的为毛鸣不平的文章，作为毛泽东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该深感欣慰，还是无地自容。在由西方舆论和文化主导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颗我们自己的星，那就是毛泽东。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动起来，共同拭去上面的尘埃，恢复其原有的光亮；无需为其装饰美化，他本来已经够美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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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状元很少有真学问: 热度 5 稻草 2014-6-24 15:16; 　　(文/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 　　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如何沟通古今之间的关节，它也是有前提的。记得1964年春节，毛主席与邓小平在一起有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其中讲到对明朝皇帝的看法，谈话是从考试制度引起的。　　邓小平说：“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也没有用。” 　　毛泽东说：“历来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按：他们与状元们的区别，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从书本中抄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毛主席主要是议论青年人读书的问题，书要读，社会实践更重要，真知出于实践。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有直接知识作为基础，才能理解书本知识，理性认识要有感性认识作基础，有了直接经验再去读书，才能把书读活，才能对书本上的古人设身处地思考其中的成败得失，并从中获取养料为己所用，这时书读得越多越好，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啊！只有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相结合才能使自己聪明起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死读书，他自己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涉猎各方面的书籍，特别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手不释卷，即使病重且视力不好的情况下也拼命读书。　　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明朝十七个皇帝，开国的二个皇帝，朱元璋是最能干的，明代立国的规模是他奠定的。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亦还做了一点事。中国历史上有二个皇帝是布衣出身，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是小和尚出身，做了几年游方僧，以讨饭化缘为生。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是从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的。现在看他发的上谕都非常口语化，没有之乎者也那一套，很贴近民间。如果读过《大诰》那三篇及《武臣诰》，就可以知道那都是他亲自审案时，对案犯讲话的口气，讲的道理也比较贴近实际。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读书还是很勤奋的，他的办法是找一批知识分子来给他讲历史，如李善长、刘基、宋濂、叶琛、朱升、陶安、詹同，都是曾经陪他读书讲史的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能为其所用。他对自己儿孙的读书教育也是抓得很紧的，他有自己的经历作底子，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得失也比较容易理解。朱棣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主要从内外战争中锻炼成长。　　后面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作为太子有詹事府，有翰林官在那里充侍讲、侍读，有春坊大学士执掌太子的讲读，还为太子选择伴读。从娃娃抓起，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个好皇帝来。明代十七个皇帝，执政时间比较长的是嘉靖和万历。嘉靖十五岁时从兴王府被推为武宗的接班人，进入皇宫。神宗是六岁时被立为太子，十岁即位为皇帝的。这两个人都是在今天北京故宫这个环境中成长的，万历尤其如此，他一生的生活没有离开过故宫那个环境。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便讲到“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朱元璋讲自己则说：“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 　　而嘉靖、万历都是“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是明朝二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书是读过一些，特别如万历即位的最初十年，在张居正辅导下读书学习，但治理国家的能力很难完全从书本上来，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上来，何况万历的读书，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老师和母亲的约束，他还不能完全任性地胡作非为，一旦失去约束，那么在宫廷生活这个环境影响下，循其本性，他只会向吃喝玩乐这个方向发展了。张居正死后，他就不再读书，他与嘉靖一样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什么国家治理，什么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早就丢之脑后，明王朝只能按照其自然趋势，继续走下坡路了。　　在故宫那样的环境下，从明代的历史看，很难培养出好皇帝来。从人才培养来看，世家子弟在机关大院这个环境下，很难出现优秀的人才。张居正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还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在矛盾斗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有利人才的造就，艰苦的磨练，固然会淘汰一批人，但也能造就出一批真正的人才。; 个人分类: 生活转帖|3239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老百姓的正常“住房”，怎么就成了“牛棚”？: 热度 3 稻草 2014-2-28 09:53; 老百姓的正常“住房”，怎么就成了“牛棚”？ --------季羡林不打自招，暴露了极其丑恶灵魂！作者：江海之滨毛主席生前大力倡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全国青年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深入基层和群众，要与最广大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阶级斗争、生产劳动、科学实践”三大革命中，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水平，改造自己的思想灵魂，把自己锤炼成为合格的“共产战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习近平同志在许多场合说过，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山下乡整整7年，在中国最普通的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经风雨，见世面，历征途，劳动实践，锤炼身体，增长才干，陶冶灵魂，得益一生。】而毛主席去世后，窃国大盗，死不改悔，拨正乱反，偷梁变天。华夏大地，妖风肆掠，黑白颠倒，人鬼混淆。那些死心塌地、根本没有改造的反动“走资派、牛鬼蛇神”粉墨登场，信口雌黄，说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深入工农”，那是去“劳改”，是蹲“牛棚”。众口一词，不容分辩，恶毒无耻，满嘴喷粪。“牛棚”一说，风行全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善良的中国人民，也不假思索，不予深究，习以为常。“牛棚说”的粉墨登场，尤以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功不可没，他以一本《牛棚杂记》的卖弄，出足了风头，露了大脸。有一天，我本人闲中翻看到季羡某的名作《牛棚杂记》，懵懂之间，突然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季羡林这个老畜生不对啊：-----他说什么“牛棚”？那“牛棚”不分明是当时我国亿万老百姓、工农劳动大众正常居住的“人棚”吗？那么多“老百姓”正常住人的房子，怎么他们这样的“高级畜生”一住，就变成了“牛棚”了呢？啊，啊，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假装积极，冒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已经与工农相结合的“大知识分子”季羡林，原来是个灵魂极端肮脏的“变色龙”，他在不经意间，在他白纸黑字出版的书中，居然在天下人面前，暴露了灵魂深处的极大秘密-------看来季羡某这个出生山东济南的地主崽子，本性难移，一辈子吃屎，不说人话（文革期间，包括盛世，他编了、说了许多谎话），他根本都没有把劳动大众当“人”看啊。在他根深蒂固的心目中，他才是配得上是“人”；亿万人民大众、劳苦人民，都是“牛”啊、“马”啊！我的这一读书的“发现”，本人最先在“新华网论坛”发帖，被互联网迅速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们恍然大悟，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慨”。这个季羡林自己抖露出的混账到极点、罪大恶极的罪证，我估计、应当也传到了这个老而将死的“国学大师”耳朵里。这个披着“国学大师”外衣的“腐儒”，其实没有多少真才实学，一肚子是草，掩不住的“无知、下流、无耻”，是他根本想不到的，他（和中国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把“亿万劳动人民”的正常住房当作“牛棚”，不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的卑劣灵魂，不打自招、无法抵赖，是他们活着在这个人世上永远抹不掉的污秽，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永远地钉在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了。（江海之滨）;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54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袁隆平的成果在文革期间获主要进展: 稻草 2014-1-8 23:44; 前面讲到，每当受到嘉奖和表彰时，钱学森总会想起与他共同奋斗过的工农大众——那绝不是他“过度谦虚、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他尊重历史和现实，即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如果脱离工农大众、如果脱离集体协作，那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贡献。钱学森懂得这个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就根本不懂，包括某些有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获得领导人吹捧后就忘记了工农大众——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现在只以著名的袁隆平院士“受表彰”一事为例：他因为做出过重大贡献而获我国首届最高科技奖——但官媒表彰袁隆平院士的大批宣传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工农大众全部抛到了脑后(注意：笔者是谈“应该如何表彰”问题，而丝毫不意味着袁隆平院士本人忘记了工农。尤其是，袁隆平院士以前不宜公开反对转基因，最近应邀参加明确反对转基因的“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令人尊敬)。　　理论贡献和首倡功劳　　背景一：袁隆平在1949年8月至1953年7月就读四年制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是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毕业后，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长期在湖南省安江农校(1967年前后曾一度更名黔阳地区农校)任教，到了1985年又被该校聘为名誉校长。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研究工作、甚至推广工作，几乎都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完成的，因此也可以说几乎都是在他于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期间完成的。　　背景二：袁隆平的主要贡献是依据三系法理论培育出了高产杂交水稻品种。该理论是美国学者希尔斯(Sears, E.R.)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1987年后，袁隆平已无突出新成果，但在主持863项目中曾建议根据二系法理论开展一步的育种研究，其中二系法理论是美国学者爱德华生(Edwardson, J.R.)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搞的不是理论研究，而是大规模的田野科学育种实验和研究。和钱学森的军事科研相比，袁隆平的科学育种研究必然更需要大量的农民协作配合，更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　　袁隆平在1960年至1966年进行“三系法”中雄性不育系初步研究，包括60年7月发现“鹤立鸡群”株，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64年找到一例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65年7月又找到5例不育株，再经两年春播与翻秋，有4株繁殖了一至二代。袁隆平1966年2月28日在中科院主编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这类研究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因系学术论文，广大民众对袁隆平尚一无所闻。　　文革期间获主要进展　　最关键的进展是李必湖和冯克珊于1970年11月23日独立地发现了“野败”——因为袁隆平小组以后主要是围绕“野败”实验和研究育种的。李必湖1964年就加入袁隆平小组，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冯克珊是海南岛南红农场技术员。也许袁隆平事先給过指导，但官媒宣传资料几乎都不提及这两位功臣的名字，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隆平研究小组之所以能在文革中获得巨大进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遇到了“伯乐”，即当时主政湖南的华国锋，曾广泛发动群众給予支持。华国锋指示：　　“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见《百度名片》袁隆平词条) 　　继获华国锋支持之后，袁隆平研究小组又在1972年3月获得国家科委的支持，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这才有了袁隆平成功选育“不育系二九南1号”的成绩。在此基础之上，袁隆平小组于1974年育成了“南优2号”，1974、1975两年小规模试种。到了1975年12月，恰好他们的“伯乐”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指示要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来支持推广他们的杂交水稻。农业部还主持了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这才有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大规模地成功制种3.3万亩;然后才有了1976年在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的大规模实验，增产幅度普遍达到20%以上。　　文革结束后没啥突破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又继续扩大了育种和推广的面积，但袁隆平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显然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而那时又主要依靠集体研究、协作攻关、工农参与。但所有的宣传资料全部都有意地回避了“文革”、“集体”和“工农”，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汇，与官方的“文革中四人帮破坏杂交水稻”宣传相矛盾。　　关于袁隆平的事迹，《百度名片》还比一般官媒宣传资料更客观些。《名片》列出文革后1978年至1999年间共65项事件，其中只有两项属研究工作，其余全部都是讲课、报告、获奖、晋升、受聘、出国等等，以及袁隆平到1999年开始办公司了。　　这两项研究工作分别是1986年的杂交早稻新组合威优49、以及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找到了一株奇异的光敏核不育水稻，于次年培育成光敏核不育系。但至今未见这两项成果被大规模推广的报道，也许因为人民公社都已解散，也许因为袁隆平担任863项目主持人后，转由其他人主持二系法的光敏核不育系研究了。　　袁隆平和育种群英们　　事实上除袁隆平外，新中国还有一个水稻育种群英谱，袁隆平是六十年代出成果、七十年代成功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70年代中后期突破性地解决吃饭问题，其关键原因是1956-58年《八字宪法》发动了群众性育种的积极性，到1970年代中后期开花结果了。袁隆平1960年发现“鹤立鸡群”株也恰在《八字宪法》之后(有报道说袁隆平因看到困难时期缺粮才立志研究杂交水稻，纯属胡编乱造：袁隆平作为农学系出身的农校教员，肯定在《八字宪法》发动群众性育种研究时就开始动脑筋了)。而且袁隆平现在办公司的基础，恰恰就是袁隆平小组在毛泽东时代的职务发明。　　网上广泛地流传着历数大批育种专家的文章(如见http://bbs.tianya.cn/post-free-1443955-4.shtml)，至今未见任何人反驳。以下仅是其中一小段：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1958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注意：袁隆平小组是70年代中期培育出骨干品种南优2号的。　　但是，黄耀祥和李贞生没有袁隆平小组幸运，他们没能遇到自己的“华国锋”。　　袁隆平宣扬成功公式　　几乎所有官媒(甚至非官媒)的宣传材料，都一致地引用这一行话：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 + 汗水 + 灵感 + 机遇 = 成功” 　　在这个公式中，知识分子既不需要与工农结合(甚至在大规模农田科学实验中也用不着农民!)，也不需要集体的汗水、智慧和协作攻关。人们不禁要问：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国家科委组织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农业部先主持南方13省杂交水稻会议、然后再召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去海南制种3.3万亩、最后推广208万亩大规模实验吗? 　　à 难道他们不需要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成熟的人民公社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华国锋那样的省委和那样的国务院领导们吗? 　　当然，这个公式也许并非袁隆平本人所编，而是某官媒所捏造。但是我们相信，钱学森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他的名义来捏造这种骗人的英雄史观公式——因此问题还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上，但改开以来就再提也不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了。（作者：王庆人）;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454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何祚庥妄想充当“科学裁判”: 热度 5 稻草 2013-9-17 17:21; 警惕何祚庥再搞政治搅局作者：直言了何祚庥的“政绩”之一是他和方舟子大批某个邪门教组织。遇到妨碍他们利益的人了，他们没招了，就诬告别人是那组织的、以此试图将别人置于政治死地。　　警惕何祚庥再搞政治搅局。　　新闻邮件介绍了人民日报(2013-09-15)发表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文章，鼓吹要继续搞“反伪科学”和“科学主义”活动。读后感：何祚庥口口声声“反伪科学”，可他自己就是专搞作伪和用伪造证据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干将，且过去多年以“反伪科学”和“反中医”为名而搞政治搅局多次，给中国科技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都带来了严重损害。因此，就他再次出笼，必须提高警惕。下面，仅就他刚发表的文章搞的造谣惑众内容做些简单批评。　　一：何祚庥妄想充当“科学裁判”。何祚庥的谣言：什么是伪科学?科学哲学领域的专家波普尔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理论学说观点均是伪科学。现在反对伪科学，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站位，否则收效甚微。　　事实：美国官方早有定义：伪科学就是把非科学事物作为科学来看待对待;典型例子是星占术，譬如，一些人把娱乐业的星占术作为“科学”问题来讨论。何祚庥的团伙(包括他的上级于光远，还有那个团伙召集的司马南和方舟子等)经常把非科学事物作为科学搞名堂(典型例子是把娱乐表演当作科学学术问题搞名堂)，同时，却把中国和国际学界都早已公认的医学科学中医、当作“伪科学”而大搞诽谤。　　事实：波普尔的“证伪”说早已在欧美被披露了，是个搞形式逻辑的和反科学的欺骗;其手段是：你不能证明你的东西是伪造的、你就是伪的;而你证明了你的东西是伪造的、你就承认了你在作伪。就是说，你横竖都不是人、你的真伪由波普尔做裁判。当欧美记者采访波普尔、请他就自己的说法也来个“证伪”以便说明他的说法是“真科学”而不是“伪科学”的时候，波普尔就溜之大吉了。简说，波普尔的“证伪”说，早已经被欧美学界作为反科学的垃圾而抛弃了。　　波普尔“证伪”说的欺骗性，在何祚庥团伙那里有充分体现。譬如，何祚庥声称某二极管是“伪科学”;发明人请他到实验室现场观察实验，何祚庥就不敢去了、对自己就不搞“证伪”了;何祚庥团伙声称气功外气是“伪科学”，请他们到实验现场体验外气，他们就不敢去了、对自己就不搞“证伪”了。照何祚庥自己的定义，嘿嘿，您何祚庥不能证明自己的说法做法是伪造的，您何祚庥就是作伪的，哈!科学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承认现象并做观察;何祚庥团伙拒绝观察实验，只能说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学的一帮文人。　　其实，何祚庥团伙再次鼓吹波普尔的“证伪”说，目的就是要由他们来裁判谁是真伪;他们鼓吹“反对伪科学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站位”就是妄图有更高位置来为他们后台背景的既得利益金钱利益服务，譬如有更多机会和更放肆的权力、以“反伪科学”为名而到处插手和打击不利于其后台利益的人或政策。　　二：何祚庥再次鼓吹“反伪科学”的真实目的：为金钱服务。　　举例。前任国家领导曾提出“自主创新”和“生态环保”的发展政策;那政策妨碍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金钱利益。于是，2007年前后，受那些集团出钱雇用，何祚庥、司马南和方舟子等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发文，把该发展政策称为“伪科学”、“伪环保”和“自主创假”而大搞舆论轰炸。在那种巨大舆论压力之下，自主创新和生态环保的政策落实受到极大的干扰破坏;其一个显著的破坏结果，就是北京等全国许多地方的空气污染和饮水污染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国土安全和人口安全的危险程度。　　最近，刘云山传达了高层声音、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生态文明”政策的宣传和相关科技知识的普及工作。那个“生态文明”政策是个正确的政策，刘云山做法是促进该政策落实的。此时此刻，何祚庥又搬出“反伪科学”舆论，嘿嘿，让人当即就想起了2007年前后、他们团伙是如何通过“反伪科学”舆论轰炸而破坏了生态环保政策落实的。直言不讳，“生态文明”政策妨碍了何祚庥团伙后台既得利益集团的金钱利益;何祚庥这次再搬“反伪科学”舆论，不过是为该集团利益而试图再搞政治搅局和破坏“生态文明”政策落实的前奏。想知道那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什么内容吗?看看何祚庥最近违犯院士道德守则而公开参与推销转基因食品和鼓吹转基因化工农业的商业活动，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三：何祚庥是个搞作伪造假和栽赃陷害的干将。　　何祚庥团伙搞“反伪科学”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搞栽赃陷害、把他们自己伪造的东西栽赃于人而打击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人。不说全部事实，就让我们来看看已经完全公开的部分事实：　　-- 何祚庥曾用伪造证据的手段迫害老前辈学者梁思成，把梁老关于在发展北京城市建设中必须保护北京人文历史地理环境的科学建议，称为“资产阶级”的“右派”、作为“阶级敌人”而给打倒。　　-- 何祚庥团伙的直接上级于光远搞了“亩产万斤”宣传，却雇用他们的活计方舟子等人，把他们自己的伪造东西栽赃于钱学森、对钱老搞了多年的舆论轰炸等造谣诽谤活动。　　-- 于光远何祚庥团伙搞了“耳朵听字”的“特异功能”宣传，却栽赃于钱学森和张震寰将军、说钱张搞“伪科学”;进而大搞“反中医”活动，由司马南等出面而把攻击矛头直对领导国防建设的老将军们。在此期间，那个团伙(包括何祚庥自己)把何祚庥吹捧为氢弹理论的突破发明者，尽管于光远何祚庥团伙当时是除了用“阶级斗争”和“反右派”的手段试图搅局和捣乱“两弹一星”之外、啥象样科技贡献也没做。　　-- 以“反伪科学”为名，何祚庥团伙用伪造证据迫害严新和张颖清教授等参与中医科研的人员，以至于迫使张某教授失去一切而含冤去世。　　譬如，何祚庥团伙编制散布谣言、说沈阳军区邀请严新搞了2000公里之外的气功外气灭火等等。其实，距离发功实验不是严新搞的、也不是沈阳军区邀请而搞的，而是在北京的科研单位接受国家指令和根据中美战略合作协议而做的，且实验内容根本就没有2000公里之外灭火的事情。就严新参与的气功实验，美国官方等部门也搞了，且因此而受到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感谢和接见。　　譬如，张颖清教授从事的“全息”针灸疗法是中国中医科研的一部分，也是中美中医科研战略合作的一个项目;为张某教授做出的贡献，克林顿总统曾发信表示感谢和鼓励。何祚庥和邹承鲁等合伙，以“反伪科学”为名，用伪造证据搞诬告陷害、还用文革大批判的手段放到社会搞“爆光”等等;主管官员轻信了他们的诬告而采取治理措施，结果，张某失去一切、含冤去世。　　以上仅是部分公开事实，且在强国论坛有过公开的激烈讨论交锋。若把其它事实也拿来看看，嘿嘿，可以说，何祚庥是个以“反伪科学”为名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的文人，是用作伪造假和栽赃陷害的手段而为金钱服务而专搞政治搅局的干将。　　四：何祚庥是个有严重问题的院士，谁给了他逍遥法外的特权？　　不说全部，仅在强国论坛，就有不少人指出过，何祚庥是个“除了本行不懂而啥都懂”的到处插手搞整人的“院士”;他没有任何象样的科学贡献，甚至连本科知识都没有而经常闹基础知识笑话，如此，他的院士头衔是怎么封上的、谁给他封上的? 　　曾也有位女性记者质疑何祚庥的院士资格和所谓科学贡献，何祚庥回答不了了，于是，他就给人扣政治帽子、说人家是“反马列主义”;人家不吃那一套，他没招了，于是，他的团伙在人民网科技频对那位女记者搞起了恶毒攻击，原文如下：　　“已经被阉割的太监，却认为只有勃起的阳具才是阳具，真是滑稽。” 　　“如同捡到胡萝卜的寡妇一样兴奋大喊大叫，这样的老头怎么能不让人盲目的佩服一下!” 　　(见人民网科技频道，《佩服一下何祚庥》，2006年01月10日16:31)。　　嘿嘿，那样的文字说明了何祚庥及其文人团伙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不言而喻了吧。　　院士守则明文规定，不得参与商业活动，不得在非本业务范围而对公众表态，等等。可是，何祚庥却多次参与商业活动。譬如，除了前述的为工商利益而攻击环保政策之外，他还参与了为某电池商业团体的金钱利益而抨击竞争者是“伪科学”的活动，为转基因商业金钱利益而参加签名活动，等等，都是明目张胆地违犯国家规定的行为。　　此外，何祚庥还积极参与方舟子的非法筹资活动;他还为同伙方舟子的违法行为能避免法律惩罚而走某法庭的后门、使该法庭开庭前就做好了有利于方舟子的判决、并事前通知了方舟子;等等，何祚庥参与违法和违犯院士规定的活动的事情多了去了。　　可是，何祚庥却一直逍遥法外，且还能以“院士”名义而频频露面鼓吹德国纳粹的“科学主义”、以“院士”名义而频频露面搞那名为“反伪科学”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用伪造栽赃手段而到处插手和乱扣政治帽子的整人活动。嘿嘿，谁给他封上了“院士”头衔?谁给了他到处插手和乱扣政治帽子整人而可逍遥法外的特权? 　　过去，苏联“托派”训练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潜伏，有机会了就以“科学”和“科普”等为名而试图控制或搅乱中共的思想理论、或有机会了就破坏中共政策落实，那种“特务案”发生过多次了。如今，那类事情是不是又在经过苏联特别训练的何祚庥那里再演一场呢?不然，何祚庥的言行为什么跟那些发生过的“托派特务案”的言行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说了，波普尔的“证伪”说以马列和共产主义为敌人的，也是反科学的;而何祚庥是共产党员且自称是马列哲学家，却多次鼓吹反马列和反科学的波普尔的“证伪”说，甚至在中共强调要落实“生态文明”政策之际，何祚庥却鼓吹要中共采用那说法而大搞“反伪科学”、从而搅乱中共思想理论和破坏“生态文明”政策的落实。嘿嘿，请纪委查查何祚庥的党籍是真是假和来龙去脉吧。　　需要指出的是：何祚庥的“政绩”之一是他和方舟子大批某个邪门教组织。遇到妨碍他们利益的人了，他们没招了，就诬告别人是那组织的、以此试图将别人置于政治死地。譬如，前阵子，本人为新华社报道提供了美国官方司法证据，那报道妨碍了他们的后台背景的金钱利益，他们也没招了，于是，方舟子夫妇就到新华社诬告说本人是那组织的(实际上，本人从不参与任何政治组织活动);何祚庥则多次为方舟子提供支持或辩护。经过查询看到，中美官方和相关机构的文献资料说明，何祚庥和方舟子他们自己才是与那组织有密切关系的，他们甚至有相当默契的专搞政治搅局的合作活动。譬如，前阵子，他们就跟那组织密切地一唱一合地合作、以所谓“反伪科学”和“学术打假”为名，在中国大搞政治搅局活动、甚至放肆地攻击即将接班的国家领导人。所以，也请纪委调查一下何祚庥团伙与该组织到底有什么利益关系或合作关系，也请中国主管部门就何祚庥他们用那组织名义而乱扣政治帽子和背后搞诬告陷害的行为做做治理、使我等小民的权益安全能有个起码的保障。　　如前说，何祚庥有过通过“反伪科学”活动搞政治搅局、从而达到破坏“生态环保”政策落实的目的的记录。值中共强调要落实“生态文明”政策之际，他又出来鼓噪大搞“反伪科学”，嘿嘿，那是他们为后台背景既得利益集团的金钱利益而试图再搞政治搅局和破坏“生态文明”政策落实的前奏。因此，查明何祚庥党籍的来龙去脉、查明他的团伙与前述组织的关系的真相、并做出处理，我相信，那对确实落实“生态文明”政策也是有利的，至少，可以防治那帮文人再次以“反伪科学”的名义搞政治搅局的破坏活动。　　顺便说说：　　国家立法已经废除了“反伪科学”条款，且已经立法规定了科学学术问题通过学术争鸣来解决，而不是用政治行政手段来做学术裁判。可作为国家机关的成员，何祚庥却总能有机会反复鼓吹和实行政治整人手段的“反伪科学”活动来干预学术问题、公开违反国家法规。谁给了他特权?官媒为啥要频频给他那样公开违法的活动机会? 　　何祚庥等院士敢于公开知法犯法，除了后台背景等因素之外，还有个因素：院士终身制、享受司局级(有说副部长级)待遇。有那制度，至少，何祚庥那类院士违反法规也不必担忧失去官位待遇了。全国早已废除了国家机关的终身制，为什么科学院却可高于国家法规而继续搞终身制呢?不老说改革吗?那就改一下科学院的院士终身制、废除院士终身制，砍掉院士有违法行为却总可逍遥法外的特权。　　附件：读者留言。　　中共有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说的很对。举例。下面是新闻邮件介绍的读者对何祚庥文章的反馈留言一则：　　2013-09-15 09:00：何祚庥，怎么又跑出来露脸了?不甘寂寞吗?还记得你的‘毛粒子’，‘无粒子’，马列主义和粒子物理相结合的谬论吗?你就是最大的伪科学!别再误人子弟了，何不闭上你的乌鸦嘴，安于寂寞，等着入土的哪一天呢!;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5420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 “公知热”养出了加藤嘉一: 热度 13 蓝天绿地 2012-11-4 05:31; 来源：侨报作者：钟海之加藤嘉一在华走红，也折射出一种社会风气：中国现在过分关注和重视这些“意见领袖”、“人生导师”，并将他们偶像化，过分消费他们的“意见”和“箴言”。【侨报11月3日中国时评】日本杂志《周刊文春》近日揭发，“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伪造履历。文章称，加藤嘉一自称考上过东京大学，不过他的高中班主任予以否认。此外，他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称自己是日本的公费派遣留学生，在日本所写的书中又说自己“是由中国教育部出资留学的”。事后，加藤嘉一迅速在日本官方网站上道歉，承认以前所说的被东京大学录取并非事实。几小时后，他在中国微博上也表示道歉，称此举是因为“幼稚与不成熟，傲慢与无知”。自2003年赴北京大学留学，至几个月前来美进修，加藤嘉一在中国度过了近十年时光。中国媒体必须反思，为何在这十年间都无人对加藤嘉一的履历有过调查、质疑，而是一窝蜂地推崇、追捧，直至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日本公知”（公民知识分子）。尤为讽刺的是，2010年唐骏学历造假门之后，加藤嘉一曾撰文《假文凭的土壤》（原来是贼喊捉贼的闹剧！LZ注），抨击中国的造假现象。而原来，他自己也在这土壤里茁壮成长着。在中国的9年间，加藤嘉一高调参与各种活动、研讨会，成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并出版了《中国的逻辑》等多部著作。他的微博有近160万名“粉丝”，说他是“在中国最有话语权的日本人”，一点儿也不为过。从高铁发展到台湾印象，从薄熙来案到钓鱼岛争端，中国的大事小情，总少不了加藤嘉一的发言。他为何能在中国这么吃得开？应该说，加藤嘉一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特别是身为日本人的视角，让中国人觉得新鲜。出身日本农村的他，如今名利双收，俨然是个励志故事。难怪这位被外界称为“日本韩寒”的年轻人，在中国有着这么多拥趸。加藤嘉一在华走红，也折射出一种社会风气：中国现在过分关注和重视这些“意见领袖”、“人生导师”，并将他们偶像化，过分消费他们的“意见”和“箴言” 。高呼“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就算被揭发有“野鸡大学”学历，不是也还有很多“粉丝”吗？其实，没有大学文凭的乔布斯、比尔·盖茨更是人们心目中的领袖，“不以出身论英雄”，中国人已经有这个眼界，更要有绝不宽恕谎言的严格道德标准。; 14703 次阅读|31 个评论

分享古人的名、字、号: 热度 2 Chico 2012-9-16 11:07;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一）什么是名、字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 “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来取名。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四）别号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 “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丙，深刻的寓意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丁，特定名词的运用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 “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 “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 “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许多“外号” 、“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 “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以上讲的是“别号”。（五）富爵、地望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如称“地望”：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本文来自网络）; 个人分类: 文章摘录|721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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