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 司改开启双向交流（深阅读）

　　从2014年7月起，作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上海率先迈出选拔优秀律师、法学专家担任法官、检察官的第一步。经过选拔，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著名律师商建刚拟任市二中院三级高级法官，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白江拟任市检察二分院三级高级检察官，目前两人已通过政审、体检和社会公示，正在等待市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才能予以任命。

　　从律师和钻研学术的法学家，到高级法官、检察官，要有怎样的准入门槛和遴选程序？“角色转换”需要有哪些配套制度设计？他们对促进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能起什么作用？

　　21∶2，全国首次公开选任高级法官和检察官的报名与录取比

　　“在律师群体中，把法官视为法律人终极理想的，其实很多。”已经通过考试、考察等众多关口，正等待任命的商建刚这样说。

　　但全国第一次向社会公开选任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报名者总共21人，并不算多。原因之一是，门槛不低。

　　2014年7月起，上海市委政法委牵头承担起公开选任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的制度设计、组织实施等工作，多方听取意见建议，反复研究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有关遴选工作的意见和实施办法等规定。

　　今年4月16日至30日，上海市高级法院、检察院通过多家媒体发布了公开选任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公告，并在“21世纪人才网”和“上海市公务员局网”进行网上报名。选任对象为“上海市有执业经历的律师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法学法律工作的人员”，必须符合“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律师资格证书，年龄不超过45周岁，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等多项条件。此外，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担任领导干部和法官、检察官情形及曾受过党纪、政纪或行业处分的，均不得参加公开选任。

　　光是资格审查这一关，就让7名报名者止步，剩下了法院系统5名候选人，检察院系统9名候选者。

　　5月9日，上海市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市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组织笔试。考题范围既包括法律实务经验，也包括法学理论知识，法治理念认知。经笔试，5名报考高级法官岗位、4名报考高级检察官岗位的人员笔试合格。

　　5月31日，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对9名笔试合格的人员进行面试，有3人合格。随后，遴选委员会对3名面试合格人员进行投票表决，商建刚、白江由此成为三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检察官的建议人选，由遴选委员会向两院致函推荐。

　　“公开遴选没有先例，社会关注度高，我们希望能积极稳妥推进，在尝试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关于招录人员数量不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教生这样解释。

　　公开遴选，未来将常态化、制度化

　　拟任高级法官的商建刚今年39岁，籍贯湖北，是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他将自己的16年律师生涯概括为“每五年一变”：1999年入行担任律师助理、律师，2006年自己创办得勤律师事务所，2010年带领全所团队加入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成为高级合伙人。他的身份中还包括上海市商标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互联网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家纺产业专利侵权判定咨询中心专家库专家等职务。发表过多篇论文，出版过专著，并获多种奖项。

　　拟任高级检察官的白江41岁，为民革党员，曾留学德国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法学院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2009年成为副教授，学术成果颇丰，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过13个月的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更曾在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挂职锻炼，担任检察长助理一年，还是“上海市检察院特约检察员”。

　　“对一个法律人而言，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司法一线去工作，去做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作贡献。”白江说，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上海政法系统内部，真的缺少法官、检察官吗？答案也许是不。

　　2014年7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拉开司法体制改革大幕，选择8个单位开展先行试点。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是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

　　改革前，上海在职法官占在编干部总数约56%，在职检察官占在编干部总数约71%。按照改革方案，上海将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员额比例分别占队伍总数的33%、52%和15%。在先行试点法院、检察院中，首批入额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实际仅分别为27.6%、29.9%。这意味着，有不少法官因未能首批入员额而需转岗或调出，等待今后再次遴选的时机。上海采取了一系列“双向选择、自愿转岗一批，竞争上岗、退出一批，内部调整、调出一批”等措施，以便解决人员分类定岗问题，保证司法队伍的优化和稳定。

　　“选拔优秀律师和法学家到司法实务一线工作，有利于发挥他们的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提升司法工作的整体水平，进一步畅通人才交流渠道促使法官、检察官内部增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在王教生看来，从律师法学家中遴选法官和检察官，是这次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亮点，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经过探索积累，它将成为法官、检察官招录的常态化、制度化做法。将来，既会有法官“外流”成为律师，也有律师、学者转行做法官，形成双向交流的良性循环，“这样的改革，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从“第一步”，到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

　　商建刚说，他很忙——律师资格已经注销，他忙着收尾交接：作为律师团队负责人，为队友们安排出路；作为律师，移交手上的业务，有的结案，有的和客户商量中止合作；作为合伙人，要将办理的案件归档，清理工作，搬家。然后，他还要向原来的律师圈子告别。

　　商建刚谨慎而乐观地说：“一步步来吧！以后我要学习怎么拿出一份漂亮的判决书，怎么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以前当律师，只要一方满意就行。”

　　“一旦他成为法官，我们就要用对法官的规定来要求他的行为。”王教生说。

　　上海司法改革试点的另一亮点，就是实行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提升法官、检察官办案的责任心，同时加强对其行为的监督制约，以严肃纪律作风、严格职业操守、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法官、检察官配偶在本市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职业的，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配偶、子女在本市从事前述职业的，都要实行一方退出。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过问具体案件处理，都要“问过留痕”，追究责任。

　　从律师转行当法官，遇上当年的同事、长期客户，能不能做到都回避？王教生承认，目前还没有什么具有针对性的规定。

　　“司法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个人只是其中一个小环节。但如果我做得好，也许会促使更多律师成为法官。”商建刚说。

　　“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有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建立和完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这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这次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应有的题中之义。”王教生说。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